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docx

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1〕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礼”、“以德行仁”的思想日本法学家石川英昭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儒家所主张的是统治者必须有德性”“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的行为的制度。”〔3〕西方学者日尔内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