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机器织布业研究论文.docx

近代机器织布业研究论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走向近代化成为近代社会相互交织的历史任务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虽然各种应时而生的救国方案和惊世骇俗的思想认识反映了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探索但由于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所竭力保护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近代化历程步履蹒跚充满着时代的艰辛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历史反思。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就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自1983年7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全面评价“十年专利”的历史作用》至1998年《文史哲》（第2期）刊登《应积极评价李鸿章的十年专利》多年来学术界对“十年专利”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讨论辨别利弊。一从1881-1882年郑观应代表织布局全体同人先后两次上禀经李鸿章奏准上海机器织布局拥有“十年专利”。论者或据此认为这是“保护技术革新无可非议”。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值得研究。晚清光绪初年在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刺激下中国产生了第一家机器织布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者为洋务派官僚和商人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外国纱布的进口与洋商分利。这是一个由私人投资国家控制仿效资本主义开创机器织布的新事物对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有创新意义。其创业的艰辛也是值得钦叹的。本是应该积极评价的但它的生产关系是采取封建主义的官督商办的框架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扭曲的治理结构制约着先进的生产力企业内部的官商矛盾和斗争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虽然在创办之初官督商办独办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商民有所荫庇资本有较宽广的用途但其发展却是始终处于官的羁绊之下官权侵害商利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发展。李鸿章控制下的官督商办企业没有一个能从官僚资本转化为真正的民族资本上海机器织布局并不例外。专利权是近代西方国家的通例移植于中国之初尚属新鲜的议题倘若人们缺乏全面了解则容易产生错觉以为晚清的官督商办企业的专利权与西方先进国家的专利制度同样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不甚了解其作用是迥然不同的。西方国家授予发明人以专利权旨在保护和鼓励创造发明。发明人只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专利权经过批准后他所发明的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别人不能生产别人使用他的发明时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或者得到他转让专利权。否则就属于违法的侵权行为。这是保障发明者所创造劳动成果的重要手段。而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专利作用并非如此。由于机器织布获利丰厚所以从开始创办工厂洋务派官僚便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官府权力独揽这项财源防止别人染指。李鸿章奏准清廷明令：“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页。）同时西方先进的纺织机器已经投入批量生产投入市场成为商品谁都可以购买使用。按照“泰西通例”是没有“使用的”专利权的不能只允许独家购买使用不允许别人购买使用。这与科学技术仍处于创造发明阶段不一样。假如有裁缝工人只可自己买缝纫机做衣服不准别人买缝纫机生产岂非咄咄怪事！洋务派援用西方奖励创造发明的“通例”凭借封建权势以垄断机器生产新的外衣裹着旧的灵魂以至“橘化为枳”歪曲专利权的内涵对不明真相者确能产生迷惑作用。我们姑且不肯定它与西方专利权的作用完全不同即使李鸿章的主要愿望在保护技术革新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事实是专利权奏准于光绪八年（1882年）取得专利权后九年（光绪十六年）始动机试办。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内他们原地踏步不求进取也不允许华商谋改革、图发展。这是什么保护法？！与其说是保护新式的资本主义产业不如说是限制、扼杀更符合李鸿章的心愿。李鸿章说：“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瓷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注：《洋务运动》（四）。）这透露李鸿章等清廷统治者的心情：既不愿富农大贾使用洋机器以自求利益也没有忘记镇压太平天国军洋枪队起了重要的作用更怕有人用机器制造火器官府无法控制所以他们力图限制机器织布技术的扩散只允许他们便于控制的官督商办的独家企业采用。十年限制期过了又再来个“十年限制”。在不准别人设厂的期限内他们动机试办的仍然是旧式机器不适用国产棉花“仅可试制粗布徐求精诣”（注：《洋务运动》（七）。）。为此机器织布局请容闳在美国选聘洋匠试织华棉。“该工程师丹科遍验华花屡言机织之未有把握今次来信仍未有决照可照办之语。”（注：《洋务运动》（七）。）简言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托美国工程师改造适用织华纱的织布机尚未成功。一项发明尚未成功便先给予专利权阻止别人去创造发明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