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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在医学领域的作用1转化医学的概念及现状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又称为转化研究。这个概念主要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research)一词———1993年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cancersusceptibilitygene1BRCA1)被发现并成为新一代的生物标志和靶点应用于早期诊断从而把实验室内的的发现真正转变成临床的应用工具。自此“转化研究”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知[2]。作为一个新兴的医学概念转化医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实验研究在人类中验证新的治疗策略;②研制新的医疗仪器和发展新的诊断手段;③在以治愈疾病为目标的同时加深对人类疾病及其复杂性的了解[3]。作为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革命的时代产物之一“转化医学”虽然是一个专业术语但却贯穿于医疗研究与疾病防治的始终。国外医学界近年来非常重视转化医学的研究工作。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董事Zerhouni在Science发表了名为TheNIHRoadmap的文章引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在转化医学[4]。目前国际上多间大学都已开始设置临床和转化科学中心NIH设立了“临床和转化科学奖”JournalofTranslationalMedicine、TranslationalResearch、Science子刊TranslationalMedicine等期刊陆续创立更加体现了现在医学界对转化医学这一“桥梁”的迫切需求和向往。在国内国家新科技体系构明确了“一个中心:国家转化整合医学研究中心;三个支撑:研究型医院、研究现场、协同科技环境体系的科技支撑战略”的新思路。目前医学临床、药学等领域的转化医学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但在预防医学中对转化医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学科还是一片空白亟待广大卫生工作者的关注和涉猎。2预防医学中的转化之路大量数据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慢性病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然而慢性病是可以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因此只有构建强大的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将高速发展的预防医学基础研究尽快应用到实际公共卫生服务中才能达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三级预防以最小的投入赢得最大效益增进全民健康水平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2.1转化医学在毒理学领域中的应用和前景在预防医学领域中毒理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描述机体与外源化学物的中毒机理对外来化学物进行安全性评价从而为制订有关卫生标准和管理方案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现在大量新化学物投入使用给人类健康带来了许多潜在的隐患。而现行的化学物危险度评价体系尤其是对毒效应无阈值的化学物的检测评价存在多种局限性和缺陷如可以测试的化学品数量少;动物实验周期长;评价的费用高;化学物危险性评价存在物种差异等这些缺陷正是转化医学在毒理学应用的重大课题[5]。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是转化医学在环境和职业毒理学应用的中心环节。新的化学物毒性评价策略提出应该把当前以死亡、突变、肿瘤形成等终点事件(apicalendpoints)为观察指标的毒性效应评价体系转换为基于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以毒性通路(toxicitypathways)相关生物标志表达异常为观察指标的高通量(high-throughout)毒性效应评价体系。即利用高通量的生物技术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测定毒作用导致的“通路”或“关键事件(keyevents)”改变建立相应的细胞预测模型并进行剂量-反应关系的检测结合环境检测水平和人群暴露状况进行危险度评价从而开展预防医学现场的推应用以此为基础提出实际有效的防治措施。这一依赖灵敏快捷的细胞试验进行危险度评价的理念能大大减少动物试验体系所需的花费和时间因而与转化医学概念相呼应[6]。为此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致力于开展毒理学细胞模型的研究力图以体外细胞取代传统的动物模型以获得更快速更具代表性的检测工具和评价手段。例如Lundberg等[7]于2002年通过成功导入了猿猴病毒40(SV40)的早期区和端粒酶催化亚基———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构建了永生化的原代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这些永生化细胞可被H-ras或者K-ras致癌基因诱导致恶性转变。在随后的研究中亦提示出该类细胞株模型对于致癌物的检测可大大缩短细胞转化的间期从而具有潜在的应用于化学致癌活性筛查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将为环境致癌物毒性检测带来快速简便的应用手段和工具[8]。综上所述对于卫生毒理中的基础研究来说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转化医学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基础研究成果与预防实践指导间快速有效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