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docx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摘要：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14-02近些年在民意和现实情境的逼迫下官员问责有常态化之势尤其是在群体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迫于舆论压力几乎都会有官员被问责。这本是疏解民怨的正义之举可是频频发生的问责官员悄悄复出事件却一次次挑战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权威。出于理性对于那些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并且业务水平精湛的被问责官员在一定期限后让其复出是可行的。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与南开大学的齐善鸿教授就曾说过问责官员复出避免了人才浪费、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1]。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官员复出的不透明和无序性却清晰地折射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的诸多弊端和潜在隐患如何完善官员复出机制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一、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的基本概念和内涵1.问责制周亚越教授认为“问责制简单地说即是追究责任的制度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公共责任承担者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这里的公共责任承担者主要包括政府、执政党以及政府和党内的官员等等。”[2]需要注意的是问责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系统内部而且还应当包括公众、传媒、社会团体等体制外主体。2.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制定义的基础上学者张海燕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行政问责制下了定义：行政问责制是一种制度规范和安排是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质问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使其承担否定性结果。行政问责制既对“乱作为”问责也对“不作为”问责；既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又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3]。简言之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针对行政管理领域而言的。3.复出机制复出机制是指对因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和影响程度等对其重新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等其他形式复出的条件、程序、年限等做出一定的法律规定以使问责制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不会流于形式使复出能透明、公正。可见复出机制是有其主体特定性、条件性和程序性的。有学者指出：“一个成熟的问责体系既要有健全的问责制度还要有明确的复出制度。”[4]作为行政问责制重要环节的复出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问责的效果。二、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分析官员复出是一种政治历史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以及突发性事件被问责而后又逐步复出了。如今政府十分重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行政问责的具体办法和规定阐述了问责的适用情况、适用方式以及一些操作程序。另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行政问责的规章和制度以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可见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正在自上而下逐步地完善力求以法律来把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关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前的法律还不够严谨和完善官员频频违规复出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三、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所在1.问责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导致官员复出的混乱行政问责制是官员复出机制的基础。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依然无法做到明晰化的问责这就导致了官员在复出时随意性很强没有清晰的依据。此外一旦发生重大事件高层调查时往往先追究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其他相关官员的失误、失职、渎职、滥权达到多大程度应承担多大责任没有一套可遵循的标准这些相关官员的复出条件更是无法准确认定。2.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随意复出在封建官本位思想的驱动下一些因承担责任而下台的领导干部内在调控力比较薄弱不能很好地反思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以求“东山再起”组织部门面对着强大的要求复出的压力这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埋下了伏笔。此外任人唯近、任人唯亲的复杂的官场裙带关系和官场潜规则使得某些被问责官员能够通过托关系迅速复出甚至是违规违法复出。3.关于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官员复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依据缺失官员复出存在诸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