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及其原因.docx

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及其原因石羊河是河西走廊东端的一条内陆河汉时称“谷水”北魏时称“马城河”明时称“三岔河”清时称“郭河”近代以来称“石羊河”。石羊河流域绿洲植被景观的大规模改变始于汉武帝驱逐匈奴之时。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归汉后直至清末石羊河流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即两汉时期、隋至盛唐、明清时期。在这期间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逐渐地发生演变本文试从这三个阶段来论述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一、两汉时期汉朝为了充实边防在河西筑长城、列亭障、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引水灌田、屯垦积谷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大规模的开发经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在石羊河流域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由此大大改变了绿洲迁徙牧业时期那种较原始的自然生态面貌农田栽培作物大量取代了原生植被大片的绿洲草原、牧场、荒野被辟为田畴自然界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人为作用的印记。二、隋至盛唐时期逮及隋唐石羊河流域进入了第二次大规模开发阶段唐代前期石羊河中游凉州一带人口成倍增长进入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特别是唐太宗在石羊河流域推行足兵足食的政策实施屯防、屯粮、屯牧之举使石羊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总收成为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成790990石占全国粮食总数的37%。河陇33州中“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唐代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吟：“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凉州一带的这种惊人发展必然大量耗用灌溉水源从而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的来水量。这一时期中游地区的土地大规模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下游地区的土地荒芜为代价的。中游开垦愈烈注入的水量愈少则下游荒芜愈甚。同时由于唐代相对干旱流域水源总量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产生。这一时期祁连山林草的砍伐更是有增无减姑臧城的建筑富丽宏大“凉州周回二千里……城周四十五里李轨所筑”较前凉时周长30里增加了一半。大型城池难免要消耗大量的建筑木材。与此同时对绿洲边缘植被的破坏也更为严重尤其是采打草籽。除此之外对绿洲边缘的枝柴、柽柳等砍伐也十分严重这就直接影响到农田的保护和防沙固沙带来明显的生态恶果。在唐时繁华景象的背后沙漠一直没有停止南移的步伐。由于历代移民驻军的过分开垦、砍伐森林石羊河的所有河流、湖泊、草原和牧地都发出了河流断道、湖泊缩退、耕地沙漠化、绿洲消失等生态恶化的信号。三、明清时期明清时期为河西绿洲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时期本区再度大规模移民区内民户大量增加兴修水利大力垦辟土地开垦的地域向绿洲边缘较难利用的一些地段扩展开发的声势和规模超过汉唐两代。1.明清时期绿洲边缘植物的破坏清代以来改明代屯军征收草束为民户征收“刍粟并征”。据乾隆《武威县志》和《镇番县志》载乾隆时武威、镇番年征草束约计70万束相当于刈伐荒漠草地50余万亩。绿洲边缘固沙植被被砍伐以后沙质地表直接裸露风沙物理过程迅速加强进而形成流动沙丘。2.祁连山区植被的破坏及至明清祁连山林草的破坏日益加剧嘉靖八年（1529年）明室“题准甘肃等边……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鼓励人们向山区进军此举酿成严重的恶果。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了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至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土所见这里“绝少草木令人闷绝”；宣统元年（1909年）所修《甘肃新通志》中写道：“黑松林山（古浪）县东南30里土多松今成童矣”。3.明清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石羊河流域是明清时期河西地区开发强度最大、人口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沙漠化最突出危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明清两代形成的沙漠化土地约130平方公里主要的沙漠化区域有：红沙堡沙窝；黑山堡、红崖堡到野猪湾堡一带；青松堡、南乐堡、沙山堡一带；高家—湖马沙窝；高沟堡沙窝；古城梁、乱墩子滩一带。大自然是最公正无私的疯狂的掠夺必然导致无情的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正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历代土地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日趋加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