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保障简政放权的落实.docx

用法治保障简政放权的落实“‘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个历史概念今天就彻底终结了！”在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郑重宣布。此次会议除了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外还同时取消200项以上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从总理施政之始简政放权就是本届政府的改革之纲有媒体做过统计2014年的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21次都部署了“简政放权”。可见目前地方对简政放权的执行与落实力度远远不够。简政放权的目的是让政府从事无巨细的审批与管控中脱身出来让市场和社会发挥自我组织与自我协调的能力――这是公共事务治理最理想的状态也是中共高层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以及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然而权力有自我膨胀的天性要权力实现自我约束必然十分艰难。简政放权的核心是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来实现让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既要求政府部门放下手中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分配与审批权同时要把这些权力及背后的利益还给社会、还给市场。应当说中央政府的这个决策绝对正确但权力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惯性让各级权力部门自己割自己的肉无疑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看到国务院对简政放权虽然十分重视但各级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同样不少。有的是公开积极主张私下消极应对；有的是含金量小的放权含金量高的仍然揽权；有的是理论务虚上高调表现但实际落实时按兵不动……总之近两年虽然中央政府一再要求各地列出权力清单但在真正放权方面仍然时有梗阻。如总理严斥的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的一些简政放权政策却让几个处长来“把关”在“最后一公里”卡了壳。江苏宿迁市长王天琦近期就撰文陈述了地方上简政放权的难度。如宿迁市就有488项培训考试类资格资质项目省级以上权限项目458项占比94%管理职能分布在35个部门和单位中。虽然目前已有所改革整合但等级培训、考试组织等核心环节仍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上极难实现根本突破想改改不了。很简单背后牵涉到巨大的部门利益。王天琦举例说仅气象局的防雷减灾气象技术服务收费像宿迁这样的地级市2013年收费总额就达1064万元。所以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变成了“明减暗增”或“边减边增”的数字游戏。本次国务院会议再次出台了简政放权的推动措施如公开所有保留审批事项的流程完成减少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任务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加快取缔和停止执行没有依据、越权设立或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收费基金等。每一项举措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简政放权过程中已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如果再不放弃相关控制权、审批权就等于和国务院唱对台戏。衡量各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质量关键是看当地政府是不是真正转变了职能从管控回到服务减掉不必要的条条框框打破各种审批背后的黑色利益链真正给民众放出一条“生路”。政府的行政行为要更多地向制定标准、规则与强化监管方面转变在大量市场可自我组织的地方放弃事前审批多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要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对政府的协助、监督与评估作用。政府要从对市场和社会“越位”处后退补上监管和服务的“缺位”处才可能为全面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现实就证明了简政放权对市场的激活价值。自贸区挂牌后一年多就新增企业1.69万家超过了前20年的企业总数表明如果政府把权力更多地让给社会与市场市场就会以活力来反馈社会。可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简政放权才是大陆经济最需要的刺激手段政府还给社会与市场的权力有多大市场和社会赋予中国经济的想象空间就有多大这才是大陆社会最需要的改革红利。早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了要按“政企职责分开”进行简政放权和经济改革30多年过去了此一顽症不仅没有根除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细究起来就是没有把对简政放权形成的理论认知用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所以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形成更为权威的制度。从现实角度讲要想让简政放权意愿在全社会进行更好的贯彻就必须用法治方式明确政府机构与职能的设置、权力与责任用法律而不是总理的“愤怒”来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种以法治主导的变革才是与现代经济真正相匹配的。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提出了数量如此之多的简政放权事项触及利益之广、之深让全社会看到了中共高层改革的决心。各级地方政府只有主动落实简政放权的各项措施才能为改革赢得主动权；若还心口不一、拥权自肥、认不清改革大势无异于自掘权力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