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粮食经济的研究.docx

清代粮食经济的研究清代前期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危机进而引起社会骚乱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粮食管控。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蒲霞的《试论清代江浙地区粮食短缺问题》论述了江浙地区清代粮食短缺引起其后全国性的社会危机；[1]刘朝晖的《嘉庆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分析了米案中各阶层的利益、态度以及粮食贸易纠纷中各区域地方势力的利益冲突认为清朝对于全国的粮食流通沿续了前代支持粮食贩运的政策；[2]赵媛的《雍乾时期广东的粮食骚乱及政府对策》[3]深度剖析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粮食暴动争抢粮食骚乱时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进行管控。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战乱与灾荒粮食供给危机日益严重学术界主要倾向于采用将该时期的粮食危机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相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路伟东的《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供应》[4]他认为粮食供应在太平天国史上极其重要尤其是太平天国末期天京城一直受缺粮的困扰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军事的成败而且对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该课题进行探讨的还有田玄、季鹏的《粮食给养与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5]方之光、崔之清的《试论太平天国天京的粮食》[6]贾熟村的《粮食问题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7]在战争供粮方面有刘志坚的《论军粮供给与甲午战争》；[8]剖析清末民初粮食供应危机方面有赵惠蓉的《晚清京师的粮食供应——晚清北京社会问题剖析之一》[9]苏宏的《民国初年城市粮食供应危机的原因》[10]上述赵、苏两文均认为米粮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加之不法米商的操纵垄断等才造成了民国以来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并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樊如森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11]则探讨了国家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以后市场是如何对粮食供需进行调节的并进而探寻两种不同粮食政策的利弊得失。学界以清末民初湖南米禁为切入点对清代粮食管控政策的利弊及成效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晚清湖南施行粮食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米禁。它是指在粮食匮乏并出现严重粮食危机时政府为维持民食禁止运米出境的措施。胡忆红的《1909—1910年湘鄂米禁研究》[12]论述了1909—1910年湘鄂两省同遭灾患湖南拟采用禁米出境的粮食调控政策但遭到列强抵制清政府由于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矩惧外欺内保鄂轻湘加之湖北当局粮食决策失误导致湖南自主调控粮食的政策受挫难以及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湘鄂米案原因的探究不只局限于“米禁”调控政策的失灵他们的研究有的多着意于官绅关系、会党及灾变等因素相关论文成果有杨鹏程的《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13]、《20世纪初湖南自然灾害与米荒》；[14]阳信生的《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斗争新探》；[15]朱圆满的《论梁启超对湖南抢米风潮的经济观察》[16]等。上述文章认为当时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把抢米风潮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不过鲁克亮的《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7]则认为上述解释显得十分勉强并指出了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面对粮食危机时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居于劣势其大米交换权利丧失引发不满从而导致社会骚乱。也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来解读“米乱”的发生如苏全有的《省际圈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8]认为从省际圈及其背后所支撑的省界观念视角可以看到各省以邻为壑只顾及自身平安折射出清政府缺乏全局统筹丧失宏观粮食政策调控能力才导致米案的发生。笔者认为米案的发生与经济利益背后决策者政策考量的失误及区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当时湖南、湖北两省政府当局粮食管控政策的失效导致米商、洋商与湘鄂政府三方利益互为冲突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又导致两省的粮政调控失效促使中央与地方统筹粮政的最终失败。一、清代粮食生产与储运研究关于清代粮食生产的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清代前中期粮食亩产的考察。粮食亩产量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粮食亩产量的考量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衡量清代生产力水平的高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清代粮食生产及其产量较为关注研究成果日益涌现。②在研究清代粮食亩产量时学者主要从整体与区域两个视角来考察。从整体视角对清朝前中期全国范围内粮食亩产量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前期。吴慧就把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量放在帝制中国的整体宏观视野下进行比较并用数据来分析农业生产力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清朝只是其比较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节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逐渐形成潮流有学者开始从区域视角来考察粮食的亩产量如学者郭松义就对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的收集做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史志宏细致分析了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及总产量问题③他通过新史料的补充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