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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越文化视角下的乡土言说师承关系:文化同源与心灵沟通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为"拟"许钦文而作更意在扶持许钦文。从表象上看许钦文的创作成功是一位大师对一个后学的提携与扶持但作家间的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许钦文的创作出自鲁迅的精神嫡传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共同的文化传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养使他们在文化人格、思维特征、审美倾向上颇为相同从而能够实现更多的精神沟通。地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对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学创作发生重要作用此种精神资源的自觉承传必使鲁迅与许钦文在乡土写作上的师承关系有了更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寻下述几点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识造就了作家开拓进取精神的趋同。越地的"面海"环境是越人走出封闭、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好动善变、外向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此种精神前后相续内化为越人开拓进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在近现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得到加倍的张扬。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故乡到外地从域内到域外广纳博取异质文化终于造就一代文化伟人。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现对后起越地作家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感召。许钦文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时代潮流风云激荡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反感于故土封建传统陋习甚深毅然来到北京谋生求学接受新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主要是仰慕时在北大任教的"乡贤"鲁迅之名对鲁迅的授课是每课必听于是就有了从鲁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机会。北京的生活与学习为他获取了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储备对他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乡土文学家至关重要。鲁迅在评述许钦文的乡土小说时曾称其为"侨寓文学"意即此类乡土文学非在故乡产生而是"侨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1](P255)。这是对此类小说特质的精当概括当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鲜明的外向拓展意识。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浓郁乡土情结所以与鲁迅一样虽身处异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创作也常常带有鲜明的越地区域性特征。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方面表现出精神趋同性。越文化中的刚性质素蕴含着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鲁迅几乎先天性地对故乡特立独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进行了自觉的承继与张扬。他最为推崇的越地先贤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对起于越地的"浙东学派"的启蒙先驱敬仰备至如明末流亡异乡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节的文学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由是遂有鲁迅"硬骨头"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创作中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评。越文化人格中的坚硬品性亦铸就了许钦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觉承继了越文化"刚硬坚韧"的精神特质极其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并在作品中数次表达对富于叛逆精神的"乡先贤"的向往诸如躬自蹈厉、坚忍犷悍的越王勾践批判神学化儒学的东汉思想家王充重气节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刘宗周等无不成为其仰慕对象每每行诸笔端表达崇敬之情。他和鲁迅一样经历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间苦难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原始残酷的传统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而对故乡下层民众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许钦文与鲁迅的乡土写作便有了创作视角与精神指向的惊人一致:特别能感受传统"无意识"笼罩下农民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愚昧并给以艺术的表现。其三是基于对越文化民间艺术的共同喜好在审美倾向等方面产生诸多共同点。鲁迅习惯于在反常的艺术思维中解构传统与正统:他绝不重视"正统"或"正宗""却另外去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即着力于发掘被压抑在民众潜意识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态。他喜欢看越地的目连戏和赛会中的"无常"他赞扬"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正源于鲁迅试图用民间"异端"的鬼怪世界去颠覆正统的但却是虚伪的现实世界。许钦文亦对传统文化中那种"正统"的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回忆"记得幼时看‘大戏‘、‘目连戏‘、‘跳吊‘总要到半夜后虽然未到半夜已经疲倦但我也要熬着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复仇的坚决很感动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动"[7](P59)故此他的小说集《故乡》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庆所画的复仇之鬼"女吊"形象。他还从小喜欢看社戏《白蛇传》尤其对于横加干涉并压迫别人个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满了愤怒。越文化中这一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在他青年时期即可见端倪:面对家庭的包办婚姻他与妹妹联手反抗走出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