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docx

浅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着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