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docx

浅论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摘要:责任伦理虽然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概念但是这种思想在古代、在中国早就存在。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并力图在现实中实践这种理想。当然孔子也有与责任伦理相对的信念伦理的倾向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有其意义而且在当前仍有其价值。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