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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解决路径分析一、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之原因探究(一)、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探究根据前文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数据我国目前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处罚居多。之所以产生该情况是否因为若干环境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妨从本罪的结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要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或十人以上轻伤的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修改后如今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降低在环境污染纠纷总量依然庞大的前提下按照逻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理应增多如今立案的数量不增反减。分析造成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设立加强了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企业也确实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作出了贡献。(二)污染环境罪定罪难困境的原因探究1.结果犯加重因果关系证明难度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1]。污染环境罪要求“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必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属于结果犯的范畴。但刑法将本罪定性为结果犯存在较大的弊端:加大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和使数人事前无通谋的犯罪刑事责任划分困难。首先环境污染犯罪通常具有污染物积累时间长和后果难以控制的特点除突发性环境污染犯罪较容易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外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从正面直接准确地认定污染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将会使很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2]。其次在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中对数人事前无通谋的违法行为因为污染物的多样性因果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司法机关很难判断谁应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2.刑法未明确规定本罪主观责任引发学界争议使共同犯罪的处理陷入困境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主观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学界共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这直接影响着对共同犯罪的处理。持过失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罪法定刑的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3]。若本罪主观方面采纳过失说的观点则污染环境罪无法构成共同犯罪。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不构成本罪的共犯只能根据各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形态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处理。持故意说观点的学者则表示从论理解释的角度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要件是行为的危险性和严重的损害结果过失说已经承认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是明知的那么实害后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根据张明楷教授“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即使行为人对此并无认识也可成立故意。[4]按照故意说的观点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混合说主张本罪采用双重罪过不区分行为人主观犯意而适用相同的法定刑[5]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持该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自圆其说在此不再详述。二、解决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的若干建议(一)改革旧的环保行政体制实现上下级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之所以立案少、立案难在于身负监管职责的基层环保部门并未依法立案及时立案上级环保部门不能对下级采取直接有效的处罚措施这是我国现有环保行政体制的沉疴痼疾。从体制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呈现出地方分权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即在权责关系上呈现分级结构地方政府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直接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只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能对下级违法行为直接处罚这种体制极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本地的环境保护。针对该问题从行政方面推动环保部门行政体制改革提高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领导和干预能力势在必行。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环保事权、基层环保部门主要行使环保职能执行权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体制要素的重新配置将人员编制、财物经费归于上级环保部门管理环境执法监管的权威在基层单独归于市级环保部门[6]。(二)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并非主张重刑化而正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体现。目前污染环境罪短期自由刑与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相比有过轻之嫌适当提高刑期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就可以本罪而不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利于有效发挥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震慑作用。(三)针对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采用多种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难以从正面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使很多环境犯罪逃脱刑事制裁。建议控方采用间接反证法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