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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电影业问题分析论文摘要：濒临绝境的中国民族电影虽然在1995年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复兴契机但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中国民族电影并没有因此而走出困境危机依然象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我们头上：电影产业化的观念和制度并没有真正确立、国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与电影市场要求不相适应、电影市场现状与市场潜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市场"大片"与普通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票房份额严重失衡特别是发行业、放映业与制片业利益冲突日益激化则说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关键词：中国民族；民族电影业；产业体制电影产业体制的改革阵痛中国电影的"体制改革"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电影业在市场压力下逐渐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一过渡首先是制片方式的转变。电影制作机构的增扩电影出品权的逐渐放开部分地分散了电影生产的垄断性为电影作为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因而10多年来不仅国家或者电影企业投资生产影片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营和民营、电影企业与非电影企业、大陆与港台、中国与外国联合拍摄的影片各种社会资金注入电影企业使国产影片的投资规模年增长幅度从90年代以来达到了10%以上国产电影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了这些资金所代表的运作机制、文化观念、以及市场竞争意识这为提高电影的创作、制作水平和艺术、技术质量提供了经济前提。其次是发行方式的转变。90年代初期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垄断经营的电影发行体制解体多种机制、多种形式的发行放映模式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制作、发行、放映业的积极性；扩大引进发行外国电影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引进世界"流行"影片在刺激电影市场的同时也影响到本土电影的制作策略和影片风格。近年来电影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发行业和制片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趋势仍在增加许多地区和机构已经建立或者正在酝酿建立制作、发行甚至放映"流水线"联合过去的电影发行公司中国电影公司投资拍摄了《银幕恋情》；以发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在《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后投资完成了《甲方乙方》、"大制作"影片《红色恋人》和《背起爸爸上学》而这三部影片在北京1998年的国产影片票房收入中分别占据了第1、2、8的位置。上海永乐公司也仍然继续发挥其生产发行合一的体制优势。应该说这些向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民族电影注入了生产力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因素对于电影的推动出现了少量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国产影片同时也使得电影产品的平均技术质量和艺术质量得到了基本保证。但是当前的电影改革与2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的进程相比似乎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成果正如一位电影政府主管人士所说"有人说中国电影企业是整个中国企业界改革最早的行业但是改革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1998年的中国电影业仍然面临"体制不顺、机制待立、中介梗阻、节目短缺、资金困难、捐税过重、不平等竞争"等问题。中国电影改革虽然从1993年以来一直试图通过相应政策来"放开发行"、打破区域垄断但直到1998年这些措施只打破了单一企业的垄断并没有打破区域经营的垄断。各级发行公司仍然按照行政区域管理并形成了不同的隶属关系和利益机制。企业和区域的自我保护阻碍了电影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县电影行业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制约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电影经济的增长垄断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仍然在深层上制约电影的发展而公平的、开放的竞争体系的建立也远远没有能够实现。电影体制转化的缓慢不仅造成了发行和放映业的冲突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制片业的利益。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在中国各制片单位的平均销售收入实际只占票房收入的22%在整个影片业中制片一方得到的利润过少。有关人士估计70%的国产影片的制作方亏损国产影片投资总回报率还不到50%。如此低的投资回报率必然会影响到片方的投入再生产。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电影制作部门的生产主动性电影投资和生产的危机在1998年可以说比前一年有增无减。电影管理观念的艰难转换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确立电影的文化产业本性不仅意味着电影生产和流通方式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更深刻的转型而且也意味着电影的管理体制从意识形态管理向文化产品管理的转型而前者转变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都会受到后者的巨大制约。在中国电影曾经长期被简化地理解为政治宣传手段因而常常被强制性地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载体来管理"电影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理所当然成为了电影管理的基本准则。进入新时期以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化本性逐渐开始被认识和部分地认同所以在新时期一方面政府的电影管理观念和政策都作出了某些调整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