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诗界革命论对韩国文学影响.docx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对韩国文学影响一、在韩国开化期升温梁启超的“诗话热”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到日本。不久他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近代报刊这是梁启超在不能直接参与维新运动的情况之下以“文学救国”为目的创刊了一系列的近代报刊杂志。这样梁启超卷土重来在第二线上投靠文界继续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言的那样:“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毋庸置疑梁启超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以笔舌做武器从“灌输常识”入手达到“开通民智”的目的。[1](P182)梁启超创刊的这些报刊不仅对近代中国文坛有影响在近代韩国文坛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梁启超创刊的近代报刊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中在诗歌理论方面具体来说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实践是通过在《清议报》上特设的《诗界潮音集》《诗文辞随路》专栏和在《新民丛报》上的“热门专栏”《棒喝集》等专题栏目中发表。梁氏在上述的栏目中介绍国外新诗、登载国内人士的“新诗”及其观点。后来他整理这些与“诗界革命”有关的论说及其习作并收录在《饮冰室诗话》中笃而论之梁氏的《饮冰室诗话》就是在《新民丛报》第4号至第95号上连载过的与“诗话”有关的汇编集。随后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之后中外广为流传。其中《饮冰室文集》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韩国读者的追捧。究其原因在近代时期韩国的先进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文、中文转入而当时韩国文人的第一外语是“中文”是具有一定的汉文修养的文人因此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梁启超的诗歌主题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政府剥削和屠杀人民的罪行。[1](P186)此外最为主要的是强调自主独立、赞扬英雄、宣扬爱国志士业绩、尚武精神等爱国思想与强调教育、重视文明开化、宣传新民思想等启蒙思想。可见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是韩国近代爱国志士传播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间接地说明梁启超的“诗话”对整个近代韩国诗界的影响。其中韩国文人申采浩是积极接受梁氏“诗界革命论”的志士之一而其思想影响具体表现在《天喜堂诗话》的诗论中。下面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与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二、中韩两国发动诗界革命众所皆知梁启超诗歌作品的成就没有小说那么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并说道:“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阻以来始强学耳。”[2](P52)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作诗的难度:“甚至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虽然作诗非常“艰辛”但是不得不作诗。因为梁启超认为“诗歌的一句能顶数千字的论说文”这种观点是从“诗歌效用论”出发承认了诗歌这一体裁对读者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虽然作诗很难但是梁启超非常喜爱读诗歌他在《饮冰室诗话》第一则中说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其中“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诗歌对读者的作用。这样梁启超渐渐地把诗歌这一体裁也视为革命的“工具”并提出“诗界革命论”。具体而言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赴美途中写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论”的口号。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毅然决然地批判当时中国诗坛作诗长期一味模仿古诗的“复古”现象。下面我们摘取《夏威夷游记》中重要的有关部分:“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在这里梁启超简单地描述了未来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也显露革新诗歌的雄心。他认为中国的诗界需要像“哥伦布”(意大利的航海家)、“玛赛郎”(葡萄牙的探险家)那样的开拓者。为了创作符合实际和有益于广大民众的诗歌梁氏认为在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上不得不要革新。中国诗歌开辟新的发展方向需要“诗界革命”。在近代韩国诗坛方面申采浩受到梁启超“诗界革命论”的影响发动了“东国诗界革命论”。而申氏的主要观点在著名的《天喜堂诗话》一文中有所体现。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是1909年11月9日至1909年12月4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连载的富有近代意义的诗论。申采浩1905年在《皇城新闻》做评论员1906年又在《大韩每日申报》做主笔此时申氏在自己工作的报刊上主动介绍了梁启超的诗歌。因此申采浩做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成为介绍梁启超文章的“基地”。《大韩每日申报》不是单纯地登载梁启超的诗作而是往往加上评语、评论。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其中对梁启超《书感寄友人》的评论文章:“试将研究泰西哲学家之文字其精思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