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docx

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从研究领域来看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十余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的辛亥革命时期。2001年是太平天国运动150周年与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年政府和学术界相应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其中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1]和10月份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是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与学术会议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仍然显得冷静。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文章多泛泛空论少实质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论文有池子华、崔岷《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3]一文对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研究中颇为关注的是否用强制性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问题进行专题论述。文章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决定的。“裹胁”对北伐军的影响就像一柄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不断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问题但单纯的人数增加并没有提高北伐军整体的战斗素质反而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被胁从者的不满情绪和分离主义思想成为北伐军内部的巨大隐患北伐军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龙盛运《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4]一文专门探讨了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的“偏荣偏枯倾向”问题。文章认为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定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提出“要揭示咸同内战中清军的全貌要深入了解湘军发展的复杂历程及其对当时的全面影响都必须改变偏荣偏枯的倾向全面深入研究其他勇营军”。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淮消长》[5]一文通过论述镇压太平天国以后裁湘留淮战略决策的形成、曾国藩督师剿捻及其所遇到的掣肘以及曾李交替中的委婉曲折分析了剿捻期间曾李瓜代的全过程对以往在湘淮军研究中有关湘淮矛盾冲突的某些结论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指出“那种认为曾国藩督师剿捻期间由于李鸿章的掣肘而使他调度淮军不灵被迫下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认为1867年初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担任剿捻主帅是近代集团势力湘消淮长的显著标志反映了湘淮两军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著《捻军史》[6]一书值得重视。该书利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捻军起义的时代背景、捻党的产生及其起义的酝酿准备与爆发、捻军起义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捻军的余部与后代的继续斗争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史实梳理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捻军起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阐明了捻军起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这是第一部详细而系统地研究捻军全部历史的著作对于中国近代史与农民战争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应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关于甲午战争与以后的维新运动及相关史事有几篇论文值得介绍。苏小东《甲午御敌谋略：以攻为守的“直捣日本”之计》[7]一文对于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朝野关于“直捣日本”御敌谋略的问题作了颇具新意的论述。文章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朝野有识之士就反击日本侵略而建言献策其中酝酿时间最长的御敌谋略当属“直捣日本”的以攻为守之计。其具体作战方案依所用兵力划分主要有四种即分别以南洋军舰、北洋舰队、民船商船及外购军舰载兵勇远袭日本本土。“直捣日本的构想完全符合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问题是清政府在实际运用时并未将其提到战略的高度而是视为临渴掘井的应急之策。因此直捣日本的以攻为守策略虽好但因平时未作充分准备战时也就没有条件进行有效的运用”。“直捣日本”谋略虽然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其中所体现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及这一计划流产的原因很值得后人认真总结。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8]一文对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著名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文章认为《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