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荒政”山西样本.docx

晚清“荒政”山西样本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的“荒政”治理达到了专制社会下的一个高度而山西大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有清一代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876～1878年）最为严重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灾情最为惨痛并且在赈灾过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面对山西大灾1877年5月刚刚到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即向朝廷提出把当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赈灾很快便得到允准。除了官方设粥厂、放赈救急外山西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例如榆次县巨富20余家捐银14万两但曾国荃仍嫌少要求属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募捐的力度。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成效就显得难能可贵。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向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曾国荃与洋教士的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的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灾中的官商群像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1878年3月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包括吉州知州段鼎耀、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试用县丞郭学海等等截留赈灾款的官员。最有意味的是稷山县与和顺县的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黩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50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考虑到灾区幅员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这次赈灾中腐败官吏的比重和危害并不特别突出。山西省外政府倡导的官商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官方捐助虽近于摊派但据曾国荃1878年7月之奏疏外省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山西省城赈捐局就先后收过10多万两银子、1500石粮食。而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10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66万两。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究其实紧接“同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