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科技创新实效分析.docx

新中国科技创新实效分析1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最佳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