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前史和当代文学的建构.docx

当代文学的前史和当代文学的建构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一看似自明性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并不止是时间上的承继。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1951年王瑶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确立。这一奠基性的工作本应得到积极的肯定和欢迎即便它存在问题也应在学术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但在当时它却遭到了尖锐的围攻和政治批判。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问题是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对文学史家来说并不是自由的。从这个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叙述它的话语空间被无言地告知只能在“政治文化”的框架内展开。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同样是适用的。现代文学的方向、语言、指导思想的确立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甚至放大使我们更加明确地体悟到这两个文学时段的相互关系。因此梳理当代文学的“前史”也就是在追问当代文学的来源、资源。也只有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清楚当代文学为什么是这样“建构”起来的。一、基本文化方向的确立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集中阐发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或者说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求文学艺术帮助其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这一明确的目标诉求使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一开始就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被纳入进了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所谓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主观取向;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众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2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文学生产者作为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文学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类似的看法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文学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3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以及重要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在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梦想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获得了全民族的衷心爱戴建立了至高无尚的权威他成了民族灵魂的化身。对的信赖和对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经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学生产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文学家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4因此当代文学的生产和发展如果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是相当旺盛的。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甚至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