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阮籍浪漫品格之比较.docx

屈原与阮籍浪漫品格之比较摘要：屈原和阮籍都是历史上的大文豪都具有卓越的才干、奇特的性情及悲剧性的命运。无论是屈原的忠贞还是阮籍的放达都体现了其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由此而发展出屈原的“自恋”情结和阮籍的“痴”；其诗赋中所体现的游仙之思屈原是以一种游戏幻化的笔调再现现实而阮籍的神仙世界则融入玄理其旨趣在于使心灵超脱沉重的现实；由于其所营造的神仙世界的不同使得屈原与阮籍的浪漫品格也有了消极和积极之分。关键词：屈原阮籍浪漫品格游仙之思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77-03作者简介：覃辉英（1988―）女土家族湖南石门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而阮籍生活在曹魏后期就生平而言间隔将近550年左右。然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人却有某种关联其中体现出的“文士的浪漫”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毕竟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环境、家世背景及人生际遇等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其诗赋的游仙之思与创作的艺术境界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就以上方面作具体深入的比较求同寻异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屈原、阮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了解时代、社会对文人思想、性格和创作的影响颇有学术价值。一、浪漫品格的外在体现屈原与阮籍都生活在社会大动荡、政治大昏暗的时期。当时政局变幻统治集团内充斥着杀戮清廉高洁的士人在险恶的政治夹缝中惶恐度日。班固《离骚赞序》有云：“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P.51）屈原怀有雄心壮志一心欲使楚国强大可惜奸佞小人百般挑拨离间前后两位君主均不待见屈原使其远离朝廷放逐于外致使屈原对污浊黑暗的社会彻底绝望最终“不忍浊世自投汨罗”[1]（P.51）。他以生命为代价来寻求灵魂解脱与精神世界的救赎。而阮籍亲历两次“禅代”的政治骗局尤其身逢司马氏与曹魏两大集团斗争最为剧烈的正始时期乱世中不能有所建树作为声望颇高的名士“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志天下无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P.1360）；后期他的入仕多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被迫为之。曹魏集团一次次的征召阮籍先是藏匿逃避即使后来被逼“就吏”也称病免于为官从而远离权力中心；而在司马氏集团完全掌握政权之后阮籍为了生存主动求官就职至死未退成为“号外野”的“孤鸿”。相较而言阮籍与屈原都身处乱世且有济世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故二人均无奈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屈原的忠贞还是阮籍的放达都体现了其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这种浪漫品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秉性屈原的奇特表现在他对生命个体的神秘思考并由此而发展为“自恋”情结而阮籍的“痴”则是个性的天然流露由此而发展为其佯狂与放达的外在行为。屈原的“自恋”情结表现为对自己出身、族姓以及德行的自豪感与内心纠结的“芳草”情结。《离骚》中如是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①屈原在《离骚》篇中首先摆出了自己的来历和取名的暗含意蕴隐隐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平凡。他还佩戴花草来表现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芳草”在他的诗赋中出现得颇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惠”“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云云。屈原在其诗赋中运用如此之多的“芳草”其用意无外乎身处于现实黑暗的政治风云中不得不借助“芳草”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它是屈原伟岸人格的物化呈现的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抗拒状态最后悲壮投江是其浪漫人格的一次升华。而阮籍生活在政治高压的时代同样寻求精神的超越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痴”上。阮籍少年时就“口不论事自然高迈”[3]（P.17）企图避开政事；后“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2]（P.1360）以醉酒躲过了政治联姻；“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P.1360）。即便后期阮籍陷入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无法也没有可能退出官场但其为官依旧放荡不羁。《晋书・阮籍传》如是描述道：“外坦荡而内醇至”[2]（P.1361）“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P.1359）。《文选・五君咏》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4]（P.303）在这些放荡不羁、佯狂放达的行为背后“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上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底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5]（P.175）他本能地冲击这礼法和礼教是对约定成俗的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