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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问题论文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附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