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探究论文.docx

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探究论文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奢望。[1]一、分析框架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1949—1998年50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2]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compulsivechange）。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及变迁理论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1949—1998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迁的过程。1949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于是便开始了1952年的。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年以后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年代初大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根据我们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界定1950年开始的是出于国家意志的考虑具有强制的性质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运动从1950年底开始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完成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民也被赋予新的政治地位。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以后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3]在安徽省太和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万亩没收房屋56753万间耕畜11533万头农具27029万件粮食723万多公斤。这些作为“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被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4]以后的土地制度安排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农民有了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这一点从李友梅博士在江村的一项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证实。[5]195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28.8%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8.5%.粮食产量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为2774亿斤1949年是2263.6亿斤1951年增长到2873.7亿斤1952年更达3278.2亿斤超过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的18.1%.[6]除产生上述经济绩效（economicperformance）外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使国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从而降低了集体化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但是是在农村这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持。所以它虽然解决了“平均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人地紧张以及土地集中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7]在有的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没能防止两极分化使得中国才不得不迅速向集体化过度。[8]面对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后的制度安排又有其不足新的制度非均衡又产生了。（二）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1952年我国完成了之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