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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说开去贵州这个地方有许多东西值得人们去捉摸。光地理位置而论你就不大说得清楚它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如果用军事眼光来衡量贵州优势是明摆着的：对外有云南、广西两省做屏障；对内距国家统治中心动辙数千里不大会被外敌选择为重点打击目标；加上千山万壑所增添的安全系数历代统治者无不从战略的角度对它倍加关注。但在军事之外的社会生活层面贵州似乎就不那么受到重视。虽然秦汉之际便有了开发之举有了郡县的设置、道路的修建和官方的大规模移民但其中的动机和部署无不与军事需要相关。久而久之贵州这方土地被挤出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表演圈无形中被边缘化了。然而贵州人并没有坐盼“天上掉馅饼”、没有等着中原文化来与自己的文化接轨、等着统治者哪一天心血来潮忽然对自己刮目相看。自从明成祖以超凡的魄力将这片土地列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之后这里的居民便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开始通过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尽情展现贵州高原的人文风采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贵州不可忽视”、“山里人敢为天下先”的呼喊在清末至民国前期的许多历史场合中都可以听到。贵州虽然直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却以其他省区没有的骄人考绩令世人惊叹。到清末竟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州人不甘人后不满足于总在舞台边缘“跑龙套”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自从开科取士以后贵州的名臣、名家辈出。王阳明虽然不是贵州人却是靠贵州的滋养完成“龙场悟道”的贵州正是他“心学大师”之路的始发站。虽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没有把黔中王门列入他的王门后学支系但王阳明在贵州的弟子、再传弟子们如孙应鳌、李谓、马廷锡等人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却是无法忽视的。明神宗就曾亲赐孙应鳌予“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的匾额。贵阳人谢三秀“天才卓越博极群书”。擅长吟咏曾游楚浙与当世诗人李维桢、汤显祖等人相酬唱。时人评价他的诗“格整而不滞气雄而不亢旨深而不晦致清而不薄辞丽而不浮治世之余音也”。出生于新添卫（今贵定县）的邱禾嘉崇贞年间官至兵部职方主事在抗清斗争中立功甚伟。《（康熙）贵州通志》说他“擅经济才一时倚为长城”只是不大善于迎合主将老受皇帝贬斥。最终抑郁而终。被称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是贵州黎平卫人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后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拜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何腾蛟被福王政权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其后又任唐王政权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大顺军余部携手抗清一度攻克湘阴、腾溪等地。桂王政权立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顺治五年（1648年）率军攻克全州连下永州、宝庆、衡州、常德诸城一改抗清斗争低迷局面。清顺治六年何腾蛟率众赴湘谭途中为清军所俘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与何腾蛟同时代的杨龙友也是一位从贵州走出去、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人物。杨龙友出生于贵阳万历末年中乡举崇祯年间曾任江宁知县。福王政权建立后因与马士英的姻亲关系出任兵部主事。南京陷落后在隆武政权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浙江抵抗清军兵败后被俘不屈全家36人同时遇害。人称杨龙友诗书画三绝其实杨龙友“少负奇伟文章剑术兼善其能”。《（康熙）贵州通志》说他“博学能诗文尤精于书画虽片纸寸幅人争宝之。”杨龙友的作品有《山水移》、《洵美堂》两集。“崇祯八大家诗”中杨龙友是其中之一。丁宝桢没有当过宰辅在翰林院也只谋得一个庶吉士的短期职位但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智杀权监安德海建山东机器局任四川总督期间创办四川机器局实施具有早期现代化色彩的盐政改革遂成一代名臣。遵义沙滩的郑珍、莫友芝等都没有当上什么大的官二人的文化成就促成了沙滩地区的文化兴旺乃至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的浙大名家们也不能不赞叹：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旧时代的贵州是落后的但任何时代的贵州人又是不甘于落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那种单纯农业经济的优势地位在许多省区已开始黯然消退而拥有多种资源优势的贵州才刚刚开始崛起。先辈们不甘居于篱下用自己的努力向舞台中心靠拢的精神如果能被今天的贵州人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昔日被人鄙视为“天末”之省的贵州一跃而成人见人羡的“聚宝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