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国家问题论纲.docx

中国早期国家问题论纲中国早期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按照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应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和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由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及其发展道路涉及到中国上古时代如何由野蛮走向文明、早期国家的特色、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今试将若干偏重于理论方面的思考胪列如下。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走着颇具特色的道路。正如专家所指出这道路既有阶级分化的道路亦有社会管理职能强化的道路。愚以为对于中国古史来说这后一条道路可能更为普遍和重要。据《尚书·尧典》记载尧的时候就曾“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舜时又正式任命了司空、司徒、士、工、秩宗、典乐、纳言等职官虽然这些官职名称未必为当时实有但是尧舜时已经重视设官分职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当为可信。至禹的时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尚书·禹贡》）。如果没有庞大而系统的管理机构要达到这种局面是不可想象的。从古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管理职能已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却很少发现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影子。这正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的情况。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建立在众邦之上的社会权力组织。二中国早期国家并非按地域划分国民的结果。以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为代表的古代西方早期国家的特点是它在氏族制度之后“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前辈专家或谓禹时划分九州即如此这是一个可以再讨论的问题。据《尚书·禹贡》记载禹所划分的九州主要是地理区划而不是政治区划。虽然讲了九州的贡赋但并不是以州为单位的贡纳。在贡纳之后夏王朝要“锡土、姓”即赐土、赐姓。这表明向中央贡纳者是居住于各州的氏族部落。可以说中国古史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社会的基础依然是氏族而不是按地域划分的国民。真正打破氏族的藩篱而使编户齐民成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已是战国中期社会巨大变革之后的事情。三中国早期国家既表现出镇压和统治的性质又具有浓厚的仁慈性质。从古史记载和考古研究看至少从夏代起就有了刑罚和牢狱殷代依然如此甲骨文的刑罚用字就有多种。在夏商之前的尧舜时代也有主管刑罚的职官曾对“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等现象进行处罚。但是建立在广泛氏族组织基础之上的中国早期国家也具有管理和团结广大社会成员的功能并在行使这一功能时表现出仁慈性质。《尚书·尧典》载相传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舜的时候虽然有刑罚但是要“眚灾肆赦”对于无心的过失犯罪要赦免。《尚书·皋陶谟》载舜时主管刑罚的皋陶主张“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意即实践美德、高明和谐。禹亦主张“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春秋战国之际墨子总结上古政治谓“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近。’”“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这说明那个时代是将“义”、“德”放在首位考虑的。墨子谓“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可见其所谓的尊尚“义”、“德”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时代。战国末年韩非子根据他的历史进化观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竞于道德的上古时代将仁慈道德放在首位这是合乎中国早期国家情况的。（版权所有）四关于“大同”“小康”时代的社会形态性质似可重新认识。《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小康”两段话是熟悉古史者耳熟能详的两段名言前辈专家或有将两者作为原始时代与阶级社会的不同标识来认识者。其实《礼运》篇所云“小康”是国家产生以后的社会情况应当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礼运》篇所云“大同”是否就是国家出现以前的原始时代的反映呢？是篇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按照前面的分析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表现。所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和“天下为公”的观念正反映着早期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和浓厚的仁慈观念。《礼运》篇所讲的“大道之行”是自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的社会情况与中国早期国家的时代正相契合。愚以为《礼运》篇所讲的“大同”、“小康”是从舜、禹之间划分开来的即所谓的“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区分这并非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分界而正是早期国家与比较完善的国家时代的界标。五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以占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神权占有重要位置。由原始宗教转向早期国家形态下的神道设教其间并没有截然界沟。早期国家形态下的神道设教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虽然有为统治者服务的方面但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广大民众的一种人文关怀这与中国早期国家的仁慈性质有相通之处。在迄今为止所见的考古发现中祭祀遗址和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