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社会慈善.docx

两汉时期的社会慈善两汉时期关于社会慈善活动已经有很多明确的史料记载。西汉建立初期官方的统治哲学是“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汉记・武帝纪》中说：“汉兴草创尚简易未甚用儒者而窦太后好黄老术。”这当然与秦末战争之后国力凋敝民众生活贫苦有关。另外当时灾害频仍民众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粮食缺乏是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政府主要的活动是以“惠民”为主。这种政策绵延了60年直到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改奉儒家思想为立国之基。但是随着汉武帝四处征战国力重新陷入匮乏于是西汉后期的国家政策又恢复为“惠民”政策并且一直延续至东汉结束。两汉各个统治者都对建立仓储机构非常重视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源自汉平帝时期贾谊著名的《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通过国家的仓储在时期进行“荒政”救济成为政府组织的社会慈善中一种常态措施。汉代著名的“常平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为调节米价而设置的一种仓廪。《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也就是说在粮食便宜时大量建立粮仓由国家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在粮食价格高昂时以较低价格卖出。以此平抑米价使平民的生存得以保证。这项措施在两汉时期政府对民众的慈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灾荒之年尽管朝廷会颁布诏谕赈贫恤患减赋免役民间也会组织进行很多救灾活动但是如果没有仓储粮食作为后盾也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粮食赈济是保障平民的生存权而为增殖人口汉代还有一种特殊国家法令即著名的“胎养令”。这是对婴儿及幼童的慈恤与关爱。《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代的胎养令规定：“民产二子复勿事二岁。”就是生养两个孩子可以免征赋役两年。有些贫民生子者甚至在哺乳期能够得到官府资助的粮食一斛。东汉章帝对育婴事业也很重视元和三年(86年)他下诏要求各州县爱恤孤童：“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即由国家提供粮食养育孤儿或者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此外对于老年人的慈善救助在两汉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如汉文帝曾颁布养老令要求人们尊老敬老“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景帝采取赐粟、给帛等措施让“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汉武帝对鳏寡孤独幼童等特殊困难人群也有救助。而《东观汉记・明帝纪》记载：“冬十月(汉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所谓“养老礼”就是对年高德劭的老者按时饷以酒食而表示礼敬的礼节。皇帝如此表率可见当时的敬老风气。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情况而产生的社会慈善活动。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置专门的收治病人的场所。而一旦出现疫死者对于无主尸体官府一般都会赐棺器盛以便收殓。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疫疾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府行使的善举。这种形式此后更演化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比较先秦时期两汉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慈善的发轫之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时中国的慈善救济与福利制度依然是以设官掌事为主还没有为慈善救济设立正式、专门的慈善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大多是其他部门兼管只在特殊时期才会履行这方面的职责。两汉时期社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一方面所有活动都是朝廷为谋求社会稳定、皇祚绵延示以惠政、赢得民心的功利之举。随着朝代的更迭政府的变动各种活动也时断时续。而且这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的概念还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活动是国家组织进行的往往可以运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涉及面广赈济范围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最为给力的。国家组织公益慈善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也有一些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但始终无法形成规模。事实上真正意义上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逐渐在中国立足以及道教形成之后由寺庙或道观等宗教团体组织进行的。即便如此这些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始终受到官方的抑制。正如唐代排佛时举出的孔子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意思是说私人的慈善活动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猜忌。并且说：“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言下之意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间的小慈。这是一个矛盾的困局：国家的力量的确是社会慈善活动的最大支柱。但是按照现代社会学“第三部门”的说法民间活动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调配、弥补政府的不足而对于公益慈善这种涉及面极广、特殊性很强的事业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