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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论文一、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制度1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制度基础要素在东林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中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种制度基础要素共同发挥作用。首先规制性要素特别强调明确、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从制度建立的视角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制性政策文件对合作农场的制度和组织属性作出明确界定。2010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合作农场的意见》的通知。当前人力资源的短缺是合作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之一。应农民加入合作农场后转型为“职业农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于2012年印发《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和人才成长机制。实行持证职业农民制。强制性的规制性要素是合作农场制度创新的核心成分为合作农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政府还在引导、财政和信贷扶持、税收减免、经营范围与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性规制。合作农场成立之后内部建立起一套运行规章制度涵盖合作社章程、农场协议、种植管理合同、农场员工规章制度（种植员、放水员、仓库保管员等）。但对合作农场的雇员来说职位规则的激励作用尚不明显。种植农场的雇员有2/3对于前一年的农作物单产、小麦和水稻的标的产量、奖金计算方式等一概不知情。然而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不用担心下雨影响生产等。因此标准制定不合理也不会说。偿付规则的制裁中包括由雇员自己填写打分表的形式涉及偷拿集体财产、偷卖集体粮食等处以加倍罚款2-3次以上将解雇。其次规范性基础要素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还存在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东林合作农场制度的主要创建者是东林村村两委来自村集体层面的其他规则和价值观构成了合作农场的规范性基础要素主要有《东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和《东林佳苑小区管理“十不规范”》。《自治章程》为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务这一职责提供了规范性基础赋权村委会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村成立由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理财小组对村财务活动进行监督。早期的规范性制度理论家帕森斯就将共同规范与价值观视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基于村集体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稳定合作农场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制度基础要素。第三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合作农场的社员大多生活在同一个行政村的村域共同体之中东林合作农场的管理层与村两委属“一套班子”：场长即理事长由村主任担任；副理事长也是村两委成员；其他成员则是按照技术分类的小组长（仅有日常生产管理的权责）。关于农场发展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以村书记和村长为代表的村两委共同决策。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威构成了管理者与农场雇员之间互动的支持。在东林村身兼私人企业老板的村书记与曾任蔬菜合作社社长的村主任不仅具备科层制权威同时也拥有魅力型权威。合作农场每月召开一次党员代表议事会文化—认知性要素为合作农场提供了一定的信任基础。2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建立合作农场成立以后村两委与上级相关农业部门开始密切的业务往来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拓宽了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思路。村两委领导去河南考察后提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项目（获得六项专利）。与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及地方农委等合作实现定性、定量生产有机富硒的水稻、小麦单位产值约10.5万元/hm2效益6.0万元/hm2。由富硒有机大米项目因一个科技项目落户而产生了“一头猪、一亩地”和“富硒水果园”的生态种养殖项目应用发酵床养猪及猪粪干湿分离新技术建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基地。用米厂的青糠、谷糠、小麦喂养生态猪、有机硒猪并实行母猪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生产、肉猪生产的百分之百发酵床、自动给料系统。并与政府部门合作建成土壤氮磷拦截工程。当前生态养猪场占地3.5hm2、总投资1350万元设计年产肉猪10000头其中5000头为生态优质猪肉产值3500万效益600-800万争取三年内实现每亩平均效益10000元。创建有机水果生产基地占地4.0hm2投入250万元建有设施大棚、保鲜仓库引进水果新品种12种年产水果90t、产值70万元。继有机水稻项目、生态养猪和富硒水果园等生态种养殖项目之后村两委带领下的合作农场正在积极创建东林生态旅游基地。利用3%的农业设施用地指标（政策规定）开展建设打造集果园采摘、农场体验、生态农家乐、营销门店购物等于一体的生态游线路打造集生态生产、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模式。整合外部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借助各类涉农项目东林合作农场生态循环农业正走向“机械化”、“生态化”和“科技化”的新“三化”之路打造“种植业（稻田和果园）+养殖业（猪场和羊场）+生态旅游业”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