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受困生育率急速下降.docx

台湾受困生育率急速下降如果社会保障不到位花钱“催生”只能是一个梦想。2011年4月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宣布将为生育家庭提供财力补贴此前他也频频出席各种劝孕公益活动。马英九何以对台湾民众生育一事如此上心?2008年台湾的出生人口首次少于20万人只有19万8733人；2009年更只有19万1310人；2010年1月到10月的出生人口总数则只有13万6256人。这正是马英九政府迫切感到需要采取行动的背景。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马英九更将少子化列为“国安”等级大事。台湾内政部提出的人口政策报告书采取鼓励生育措施以期提高出生率。一些县市首长也祭出生育奖金鼓励多生。但近三年持续下降的生育率表明政策收效不大。因为少子化台湾的儿科和妇产科医师已经开始出现断层危机。台湾卫生署数据显示台湾共有132个乡镇没有小儿专科医师且妇产科医师近5年成长率是所有科别中最低的平均年龄也高达53岁。因为少子化趋势部分医院每个月只接生三四个新生儿。少子化趋势还造成了中小学减班、高校招生不足等问题。据统计上个学年的孩童入学人数较往年减少了7000人。“少子化”更被许多大专院校校长喻为一颗深水炸弹预计在2016年引爆：较前一年瞬间减少55000学生人数。政府30亿“催生”台湾政府近期出台的提高生育率的对策、津贴补助的确可以发挥增加生育率的功能。但以记者的观察来看仅属于治标政策。以台北市为例市政府为了鼓励民众生育综合市府各局处资源一举推出“助你好孕”项目从新生儿到五岁、甚至进入小学以后均有相关配套措施目的在减轻养育负担：每胎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奖金、每个月2500元(新台币)的育儿津贴、鼓励孕前健康检查、唐氏症筛检把国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至幼儿园、全市小学与公立幼儿园“延后课后照顾”时间以及鼓励大型企业设置托儿机构甚至包含拟定《居家式儿童照顾服务管理自治条例》并且成立“台北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员会”等措施来健全整个托育制度。此外市政府同样提供设籍台北市夫妻缴交家庭综合所得税率在12％以下者凡有五岁以下孩童即提供每月2500元的育儿津贴作为雇请保母或麻烦爸妈照顾的相关补贴。根据社会局统计台北市估计有87％家庭、近9万名孩童受惠。在家庭经济、设籍状况都未改变的情况之下到孩子五岁时共可年领3万五年总计15万元(新台币)的育儿津贴。推动国民教育延伸至幼儿园补助五岁幼儿就读学费只需缴交点心与午餐费；就读私立者每学期比照公立补助12500元(新台币)。若已经领取“中央”各单位相关补助者台北市政府则协助补足差额。该措施估计每学期将有2万多名五岁幼童受惠。在职场方面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雇用250名以上劳工的企业应设置托儿设施或提供适当的托儿措施。台北市政府统计综合以上各类育儿津贴、补助五岁幼儿入学以及开办公立托儿所与国小课后照顾等政策与配套措施每年需30多亿(新台币)。生还是不生?每年花费30亿元(新台币)催生创造友善育儿环境你生吗?《世界博览》特约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育龄女性对生孩子的顾虑还不仅仅限于财力层面而是对整个社会结构性问题产生忧虑。政府提供的补助款除非真的能完全涵盖生养孩子的费用。不然这样的补助只不过是对于“本来就有意愿”或是“本来就有意外”的夫妻提供帮助。生育率的提升首先在于生育“意愿”。而生养的意愿在于环境对于教养子女是否友善。当环境对于孩子对于为人父母的民众不友善时民众愿意生养孩子的意愿就会降低。如果民众需要花上相当大的时间来工作而且一人份的薪水养不起一个家庭的时候肯定没有多少人会考虑生孩子的事。“台湾工时这么长12小时以上谁有时间养育小孩跟日本一样生育率骤降绝对与工时有关”政治大学劳工所刘梅君教授解释说。台湾企业滥用“责任制”让员工加班不给加班费因为那是你份内“责任”。之所以滥用关键在于劳动基准法第八十四条之一规定过于粗糙简陋企业无所适从：系允雇主与特定劳工合理协商工作时间之空间且不得损及劳工健康与福祉。雇主不得任意使特定劳工长时间工作。假若遇上劳动检查抓到一次才罚6万元(新台币)与企业动辄上百万的获利相比是不成比例所以难以威慑到资方。日前经济部建设委员会还曾提出生第二胎允许请外籍劳工的构想其所强调的理由是台湾女性教育程度高妇女往往为了养育小孩而降低了劳动参与率为了避免此种人力资源与企业竞争力上的损失。这一构想的逻辑实在荒谬其中隐含着对女性生育一事的谬见。在今天许多人的答案再简单不过：因为喜爱小孩。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小孩对这些女人来说是“消费财”生小孩只是为得到与小孩相处过程的愉悦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