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docx

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内容提要】本文首次提出在北宋词坛上存在着士大夫和伶工两大文学派别并从创作主体、价值取向、文学渊源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关键词】北宋/词/文学流派【正文】在宋词研究领域不少人曾尝试着为宋词创作分宗析派其着眼点大都拘泥于词人的创作风格或创作时间缺乏新意颇为雷同。本文拟换一种角度即从考察各文学创作主体所担任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由此角色所带来的创作特性入手去鸟瞰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作者的北宋词坛以期得出与众多的宋词研究者们不同的结论。一、士大夫与伶工:两类不同的创作主体一般而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同一社会层面的作者往往具有类似的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并由此产生出某种共同的创作倾向而这些有着某种共同的创作倾向的作者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一些或紧密、或松散的文学派别。从而为文学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及其作品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给繁芜复杂的文学现象以一廓本清源的分类描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循此思路只要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审视北宋词坛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在北宋词坛上赫然存在着两类在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决定了的创作倾向诸方面皆有着显着不同的创作主体一是以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词人一是以柳永、周邦彦等为代表的伶工词人他们分别构成了北宋词坛上的两大文学派别——士大夫词派与伶工词派。士大夫词派由达官贵人组成仅以其代表人物言晏殊为任职数十年之久的太平宰相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即使是官运多舛、累遭迁谪的苏轼也不失为一州之长并曾做过兵部尚书毫无疑问地可厕身于士大夫行列。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晏殊之于欧阳修欧阳修之于苏轼都是贡师与门生的关系前者对后者在仕途上的腾达无疑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往往蜕变成一条政治上的纽带将其间的人紧紧拴在一起。由于他们具有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当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倾向并进而显示出某种相互承继的演进趋势就是不奇怪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了。宋人罗泌在评论欧词时云:“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诗之余溢为词章。”(《欧阳修近体乐府跋》)做为具有相当政治才能和文化素养的士大夫尤其是做为“一代儒宗”的欧阳修和苏轼本人就是以阐发儒道为本质特征的宋朝诗新运动的领袖和主将传统的以“思无邪”、“温柔敦厚”为旨归的儒家诗教不能不对他们的词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其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一些专供妓女乐工演唱用的侑觞佐欢之作而是尝试着用词来表达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情实感描写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和社会现象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从而拓展词的题材提高词的品性不同程度地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逐步呈现出一种向传统的“言志”的诗愈来愈靠拢的趋势。出自他们之手的词也就愈来愈有别于甚至对立于自温庭筠以来为西蜀词人所“发扬光大”了的专以描写妇人的体态、妓女的艳情为能事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的“狂游狭邪”之词。由于他们首先是一个政治家、道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又由于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不会也不必像与他们同时和稍后的柳永、周邦彦等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被时人视为小道的词的创作中去。在他们的心目中次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治国的方略、繁冗的政事其次是载道的文、言志的诗最后才是抒情的词。他们对词的创作往往以“游戏”视之对此时人多有评述:“宋景文、欧阳修以余力游戏为词风流闲雅”。(宋李之仪《姑溪词题跋》)“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宋王灼《碧鸡漫志》)这种漫不经心的创作态度一方面使他们较为轻松地摆脱了传统的羁绊将新的题材引入词的创作从而逐步实现了词的内容上的革新;另一方面又导致他们多少忽略了技巧上的钻研限制了他们在词创作上的艺术成就被时人讥为“句读不葺之诗”(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论》曰:“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与士大夫词人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不同以柳永、周邦彦为代表的伶工词人则是一些失意的文人仕途上的蹭蹬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政治热情无从宣泄、政治才能无从施展而不得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长期流落于秦楼楚馆。他们或出于感情上的考虑或出于谋生上的考虑为妓女乐工创制了许多调谱创作了许多慢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身份很类似于当时书会里的“才人”虽然自己不一定演出却要为演出创作脚本他们的作词创调不是出于公后事余的消遣怡情而是出于某种职业的需要。(注:(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