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与思考.doc

关于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与思考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各种各样新的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纷纷出现使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局面。从总体上来说这是相当可喜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在从不同方面孕育着新的突破也体现了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们可贵的实验精神和革新精神。但是从具体方面来说这又是喜中有忧甚至是喜忧参半的事情因为在各种各样被人们广泛宣传和接受的改革主张和措施中有一些是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充分的实践检验的它们已经影响到基础教育改革的效果和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本文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这些主张和措施进行一些反思求教于同行。一、掌握知识真的不重要了吗？在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认为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掌握知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当前的基础教育要整个地从“知识中心”转移到“能力中心”从“学会知识”转移到“学会学习”等等。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有“革命”意义但是冷静思考后却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割裂了知识与方法、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就知识与方法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知识从类型上说不仅包含“事实性的知识”而且也包含“程序性的知识”后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所以方法范畴包含在知识范畴之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另一方面事实性知识的获得是以一定的程序性知识为条件的离开了程序性知识也就没有事实性知识对事实性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也必然地包含了对作为其条件的程序性知识的掌握和了解。此外一旦人们掌握某种知识它就会作为我们进一步掌握和理解其他知识的“视角”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掌握知识与掌握方法彼此之间都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无知者必无法。就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而言知识也是能力的基础。这是因为所谓能力无非是解决某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熟练程度。这种熟练程度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问题解决者对问题史的熟悉程度对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的掌握程度对采用常规的或非常规的方法解决问题可能性大小的理解程度。而所有这些又都依赖于问题解决者所拥有的有关知识的丰富性程度和结构的合理性程度。那些在某一问题上知识贫乏或知识结构不合理的人必然缺乏解决那一问题的能力。所以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知识问题：一般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一般的知识素养问题；特殊的能力问题最终可以转换为特殊的知识背景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无知者必无能。因此在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强调方法和能力目标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和弱化知识目标否则就会影响到方法和能力目标的实现就会重蹈教育思想史上“形式训练说”(17世纪-19世纪的一种教育理论与“实质教育论”相背离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裴斯特洛齐）的覆辙。可以相信无论什么时候扎实的知识功底、广博的知识视野、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知识素养都是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这在知识激增时代也不例外甚至更加重要。通过知识而获得发展这算得上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教育真理。二、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看来当前基础教育改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从“知识中心”向“方法中心”或“能力中心”的“转向”问题而在于新的社会背景下“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斯宾塞就曾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了回答：“科学知识。”事实上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都不得不根据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可以说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递和掌握而且首先意味着知识的选择和比较。没有知识的选择和比较就没有知识的传递和掌握从而也就没有建立在知识的传递和掌握基础上的其他发展。那么该如何对浩如烟海的知识种类的教育价值进行比较和鉴别呢？比较和鉴别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这些都是颇值得研究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从历史上看教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和答案例如19世纪的赫尔巴特将儿童的“多方面兴趣”作为选择和组织课程知识的基本标准斯宾塞则将“科学”及“完满生活的形式”作为确定课程类型的两个主要标准；20世纪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最有教育价值的知识是能够促使学生经验不断生长和适应环境能力不断提高的知识；要素主义者主张将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要素”作为最有价值的教育知识；当代的批判教育学家强调那些能够唤醒学生解放意识、批判意识和内在力量感的知识如此等等。总的来看比较和判断某种知识教育价值大小的标准无非是有三条：一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儿童发展的需要；二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知识发展的需要。这三条标准或三种需要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形成了一种三维的、具有适度张力的知识需要结构或知识价值结构。任何课程知识的选择都应该从这种三维的知识需要结构或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