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docx

《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分析上表所列《诗论》与《诗序》对这五十三首诗歌的评述可以把其间的异同关系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诗论》与《诗序》的评述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发明表现了基本一致的评判取向。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共有三十五首它们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兔罝》《召南》的《鹊巢》、《甘棠》、《螽斯》《邶风》的《柏舟》、《绿衣》、《燕燕》《鄘风》的《墙有茨》《卫风》的《木瓜》《王风》的《兔爰》《齐风》的《东方未明》《小雅》的《鹿鸣》、《天保》、《菁菁者莪》、《湛露》、《祈父》、《黄鸟》、《十月之交》、《雨无正》、《节南山》、《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谷风》、《蓼莪》、《无将大车》《大雅》的《大明》、《皇矣》、《生民》、《荡》《周颂》的《清庙》。第二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述与《诗序》不发生在同一个层次上其间不存在可比性。《诗论》采用了流行于春秋时代的“断章取义”之法--仅针对诗篇中某几句话发表评说或在引诗之后用简单判语表明主体态度如“吾美之”、“吾信之”、“吾喜之”、“吾善之”之类。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述以及感情性判断是不应该被当成篇章之义而与《诗序》进行比较的。属于这一类因而可以排除不予讨论的作品有《猗嗟》、《宛丘》、《鸤鸠》、《大田》、《文王》、《烈文》、《昊天有成命》等。第三种情况是《诗论》的评说与《诗序》不合二者表现了完全不同的评判取向。《诗论》立足于歌辞本身进行评说而《诗序》则按“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方式把诗歌与伦理政治联系起来。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共有十一首:《周南》的《卷耳》、《樛木》、《汉广》《邶风》的《北风》《王风》的《扬之水》、《采葛》《郑风》的《将仲子》、《褰裳》《唐风》的《蟋蟀》、《有杕之杜》《桧风》的《隰有苌楚》。上述分析结果显示《诗论》与《诗序》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发明的情况占有压倒多数的明显优势。这说明它们应是同一系统的诗说。那么对于后一种情况中不相吻合的现象又应作如何理解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十一首诗歌全部出自《国风》。这一现象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为什么《诗论》与《诗序》不相吻合的情况会如此集中的出现于《国风》当中呢?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要讨论《国风》作品的采集目的以及先秦时代人们诗歌观念的演变。三、关于“采诗观风”在秦汉时代的史籍中出现过许多关于“采诗观风”、“献诗讽谏”的记载。“献诗”之制由于《国语》、《左传》的记录而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但是出现于《礼记》、《汉书》等史籍中的“采诗观风”之说却由于缺少先秦信史的记载而一直是争论和怀疑的对象。直到今天在《上博书》公布的这批资料中终于可以找到支持“采诗观风”之说的证据了。《诗论》第三简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这支简文明确说了到《邦风》“纳物”、“溥观人俗”以及“大敛材”的特点。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之义。除此之外在第十六、二十、二十四简又曾三次出现过“民性固然”这句话。由此可以确认诚如传世文籍所记载除了献诗讽谏的制度之外“采诗观风”亦是圣王之制的重要内容。一旦确认了“采诗观风”这一先秦古制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理论核心内容的美刺之说了。所谓美刺理论实质上是关于献诗、采诗的理论;或者说是对献诗、采诗指导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总之是献诗、采诗制度的直接衍生物。其核心本质则通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诗之美与刺是序诗者依据诗歌创作或采集时代执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对诗歌作品性质及意义作出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规定与评说。假若一代之主并非有德之君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无论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会因这“一人”之无德而被纳入“刺”诗的行列。通过研究《诗经》作品的创作与编辑时代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刺”诗其被编辑的时代都晚于被创作的时代。这意味着所谓采诗观风一方面表现为采诗之乐官通过歌诗向君王呈现与作品相联系的民俗土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乐官通过这些诗篇向当朝君王呈现前朝的社会风貌提供历史鉴戒以达到“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与仪式配乐一样出于讽谏目的采诗观风也是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则是造成用诗之义与歌辞本义疏离的重要原因。《国风》中大量抒写男女欢爱的情歌被《诗序》当成“刺时”之作皆缘此。尽管《毛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但是这种序诗方式并非《国风》的专利它也同样也出现于《小雅》当中。《小雅》中与时政无关的“刺幽王”之诗亦因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成果。周代社会的教育制度除了以瞽蒙为对象、服务于礼仪的乐教之外还有以国子为对象、培养政治人才的乐语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