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君子与伪君子.pdf

真君子与伪君子张维迎真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伪君子表里不一行不践言。“表”指公开的、别人看得见的表现;“里”是内心的认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难以观察到。“言”是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别人能听得到;“行”是行动、行为别人可能观察到也可能观察不到。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迫于社会压力“伪君子”不仅倾向于遵从“主流”说自己内心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而且会充当“执法者”（“思想警察”）监督和惩罚那些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指鹿为马”而且绝不宽容胆敢“指鹿为鹿”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们自己是“主流”的忠实捍卫者。当然生活中有伪君子也有真君子。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不仅发现了“伪君子”也发现了“真君子”揭示了真君子与伪君子的不同。在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实验中（WillerKuwabaraandMacy2009）A和B两杯酒完全相同但二十七名实验参与者（占52.9%）给A的分数显著高于B因为“A比B好”是“主流”观点（尽管不正确）这种“主流”观点在实验参与者给出自己的评价前就人所共知了。不过还是有十三人（占25.5%）给A和B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确但非主流）。甚至有十一人（占21.6%）评价B好于A。这说明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主流”也有人会公开表达不同观点。考虑到品味的主观性即使同样的酒由于个体的品味差异或者品尝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说遵从“主流”观点的二十七个人说的一定是假话不遵从的二十四个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但接下来“同行互评”提供的信息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如此。在“同行互评”环节那些不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即那些认为“A和B一样好”的实验参与人）无论自己对“同行”（模拟参与人）的评分是否公开对“离经叛道者”的评分都高于对“主流”的评分尽管公开场合比私下场合的差异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则完全不同：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公开”时他们给“主流”观点的评分显著高于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但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保密”时他们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显著高于给“主流”观点的评分与信息公开时正好相反。显然那些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受“主流”观点影响的参与人不仅自己在公开场合说真话表里如一而且不会贬低“离经叛道者”;而那些追随“主流”观点的人不仅自己“公开说假话私下说真言”表里不一而且还会故意贬低“离经叛道者”。在“论文评价”实验中那些遵从“主流”因而给一篇“胡编乱造”但号称是“哈佛著名教授”的论文打高分的实验参与人即便私下认同给出低分的“特立独行者”的评价公开场合还是故意贬低后者。而那些说真话的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敬重“特立独行者”甚至公开场合对其评价更高。这说明有些观点和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尽管没有人相信它是对的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其他人相信它是对的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说它是对的并且每个人要求其他人说它是对的”。因此“主流”可以是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数人不认可的规范完全可以变成“主流规范”。它们不仅能得到多数人的“遵从”（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数人的“执行”（enforcing即强迫他人遵从）。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群体幻觉”。社会心理学家还用计算机模拟模型证明“伪君子”在强迫人们遵从“主流”规范上比“真君子”（真信徒）表现得更为积极思想警察实际上可能是骗子（imposter）（CentolaWillerandMacy2005）。这是因为真君子“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伪真诚”。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最起劲诬陷别人是“汉奸”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汉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隐瞒自己的汉奸史。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现得最“革命”。事实上经验观察表明“伪君子”经常会用力过猛比如吹捧人时说的话肉麻得连被吹捧对象也感到浑身不自在。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遵从“主流”者就是“伪君子”不遵从“主流”者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相信“主流”他遵从“主流”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