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三农”政策演变及绩效研究.pdf

新世纪以来中国“三农”政策演变及绩效研究陈小玮摘要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从城乡二元体制入手一方面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同时不断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关注“三农”问题则是《新西部》杂志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的主题。从早年的专题报道《“三农”的命运》《告别农业税》到近三年连续推出西部脱贫攻坚年度报告我们以自己方式记录并见证了西部农村的巨大变迁。正是因为西部“三农”发展的辉煌成就才使西部在全面发展的轨道上不断收获累累硕果也使西部大开发在新时代形成新格局有了有了更足的底气。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关系西部大开发新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三农”政策进入到一个“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少取多予”的新时期。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更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到十七大、十八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十九大的“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是重塑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体制困局的根本途径。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农民构成中国“三农”问题的主体。十九大报告对“三农”问题延续了之前“重中之重“的提法。“三农”作为一个概念1996年被经济学家温铁军在报刊正式提出。此前他曾有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温铁军认为“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前溯可到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有人认为其源自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的城乡关系以及城乡发展路径差异所致。其实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路径选择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的“三农”问题不过是这种选择的一种继续与延伸。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自我积累完成的而且走的是重工业优先的道路。当时能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只有农业。为保障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资金和原料对农产品实行低于市场价的统派统购制度;另一方面农民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得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以及城市倾斜。有资料显示从1953年到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到8000亿元。由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对劳动力吸纳有限农业、农村就不得不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形象地说户籍制度的作用就像是一道堤坝——将劳动力拦截于农业、农村中故而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三农”问题不过是这种体制的一种成本承担者的人格化则是农民这个群体从物理空间看是农村从产业看是农业。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但长期的过度剥夺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农民生活水平低。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农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年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农村尚有2.5亿人口吃不饱饭。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甚至于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也是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进行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三农”面临新的问题。李昌平在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形象地将之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997年、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农户户均收入下降3.2%。农民增收困难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由于農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为3.1∶1。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重大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