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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任务。下面是小编收集的陈独秀与胡适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喜欢。陈独秀、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论政治理念，陈独秀与鲁迅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两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是由胡适为之作序出版的。论个性，两人也可以说是迥异其趣。从五四时代就与两人有交往的鲁迅，不怎么喜欢陈独秀和胡适。他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当然这只是鲁迅个人的意见，不能说这就是定论。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时，走得匆忙，书信文稿多未带走。胡适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所长耿云志先生看过这些大多没有发表也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书信，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掬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像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是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叱咤风云的那几年，焦点是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上面。陈独秀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胡适根本不承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根本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更反对群众反帝游行中焚烧报馆等暴力行为。两人在这些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辩论到激烈时，平时颇具绅士风度，举止温文尔雅的胡适，竟然拂袖而去。胡适后来写信给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我很感怪诧的态度。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版，）对于胡适这样严重的批评，陈独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击。他对胡适，犹如兄长之于小弟，很爱惜胡适之才，尽量避免与他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拨。胡适呢，一生极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年，胡适还是默默无闻的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在陈独秀的催促鼓动下发表了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并且陈独秀自己也发表一篇《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以此而少年成名，陈独秀可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适知道，他们二人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容忍异己的共同底线。正像他给陈独秀信中所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27年以后，陈独秀先因托派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国民党通缉，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一回，他协同一批朋友，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待审期间，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