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doc

湖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

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拥有特殊的地位，通常作为礼器存在，被当做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辅助工具，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使用青铜器用于宴饮、祭祀、陪葬时有一系列严格规定，僭越即受到严厉制裁。青铜礼器已经成为区别贵族等级，防止破坏统治阶级内部平衡的重要手段。统治者利用特定青铜礼器的造型和纹饰以强调尊卑等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成为代表身份差异的客观标志物。礼器最简单的理解是“举行礼仪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商周青铜器被公认为是礼制的载体。一般来说青铜礼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类方法：狭义的礼器则专指容器；广义的礼器除容器外还包括乐器和仪仗类器物。其中青铜器造型样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等级的信物，其兴起和完善的过程，依附于青铜礼器的产生和发展、完备。原始社会的陶器造型样式，为夏商周器皿造型的设计做了重要铺垫。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剩余生活资料的产生，在分配问题上私有痕迹日益明显，贫富差距开始出现并扩大。氏族制度开始出现被瓦解的痕迹。这种情况随后逐渐引发了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观念等全方位的变化。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以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社会生活当中出现了尊卑等级，由此催生了最初的礼制以规范社会行为。样式是器皿造型设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在一定地域或时代，出现一定数量造型相似器皿，明显不同于其它造型器皿，它们所具备的群体特征，可认作一种造型样式。商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装饰、造型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青铜容器
容器在青铜礼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地位也最重要，“以容器为主体的青铜礼器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核心”，但越往后发展，礼乐器越引人瞩目。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夏时的青铜容器最少,仅有鼎,商代新增有扁、颇、篮等,到了西周、东周时发展最为完备,种类和数量均有大幅增长,造型变化也很丰富,有力地体现着时代风格,反映着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巫鸿也曾对大汶口文化礼器与用器分离带来的器型的变化做过阐述：“一小组陶器开始先露出一种精细纤弱的风格；容器的足和颈部被逐渐拉长……这种器物的设计起点是追求复杂的外轮廓，而容纳实物或水的实际功用及体积感则被有意抛弃”。腔体部分被压缩，容积小且有头重脚轻之感，如果日常使用极易倾翻，可见礼制对其造型的影响。早期青铜器皿造型主要是在陶器造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青铜器皿造型源自于陶器，但很快与陶器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很多新的造型样式。青铜器皿的材质特性和加工工艺与陶器有较大差异，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造型，比原始社会及同时期陶质器皿造型更富于变化。尤其是商周两代，青铜器皿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与特定的人文思想相结合，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造型样式。青铜器造型样式繁多，地域差异也较大。商代青铜容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和水器。酒器的种类最多，形成以爵、觚、斝为核心的器物群，包括觯、尊、卣、壶、觥、罍、盉、瓿和彝等，其中尊、觥多铸成鸟兽形象，样式尤为丰富。青铜器皿是祭祀占卜活动中沟通天地、联络神人和完成各种礼仪的必备之器，也是显示统治权威、炫耀财富和特权的手段。强大的政治需求支撑着青铜器皿的设计、制造，使其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鼎
青铜礼器发展到周代，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即从以“酒器”为核心转变到以“食器”为核心。现存关于用鼎制度的先秦文献主要是《仪礼》，该书成于战国，内容多源于西周古礼，其中记载的关于天子用九鼎的。
周代礼制最重要的是用鼎制度，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都要按等级使用以鼎为核心的成套青铜礼器，并且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食官制度进行管理。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之一“据学者考证,鼎有许多专名,如姗、燕、篇、牛鼎、羊鼎、鹿鼎等”。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鼎的足与底部有烟臭痕,可证鼎确为炊食器具"但根据文献记载,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的礼器,即由所谓的“钟鸣鼎食”。随后的青铜器皿的造型设计，不再只局限于为祭祀和占卜等较为狭窄范围内的活动服务，而发展为与西周生活中“冠、婚、丧、祭、宴、享”各个方面的礼仪相关的礼器系统。包括了鼎、簋、鬲、甗、簠、豆、敦、盨等。严格的周礼反映在器皿上体现为造型的规矩整齐，鲜明的节奏感和严格的等级次序，以及有序的组合。西周器皿的造型往往对应严格的伦理意识和等级观念，并以法律制度为保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造物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在最严格的时期，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刑法来保障器皿的造型样式不被随意改动。对青铜器皿的制作和使用的控制，是周代统治者对思想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何种地位等级的人使用何种造型样式的器皿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下面我们以鼎腹的形状将其分为圆鼎和方鼎两个系列加以研读。
(1)圆鼎
圆鼎的造型产生于夏代,商周时期是其发展盛期,以双耳、圆腹、三足为基本造型特征,它始终是我国古代鼎的基本造型样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