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本于经” 说的文体学考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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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赟，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广州，51027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念”与广东省重点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体系”的部分成果。本文写作参考了吴承学、何诗海《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一书未刊稿。

吴承学陈赟

[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文本于经”这一重要命题进行考察。文章以五经的文体特质、学术源流为基础，分析五经对文体分类学的影响，同时指出古人提出“文本于经”除了为文体溯源之外，还夹杂着“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

[关键词]五经文体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史研究不应把古人的“常识”拒之门外。事实上，“常识”虽然不像专家专著那样以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深刻性取胜，但常识在影响上所具有的普泛性与持久性却往往是其它理论所不及的，这正是常识的研究价值所在。“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四库全书总目》谓：“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黄佐《六艺流别》提要）。古人或谓“原于经”，或谓“源于经”，或谓“本于经”，字面略有差异，意义基本相同。据古文经学的观念，经本是六经，《乐经》毁于秦火。今文经学则认为乐本无文字，只是与《诗》、礼相配合的乐曲。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故又称五经，后世纳入附经之传，遂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文论上又有文本五经、文本六经之说，内涵大致相同，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采用较为常见的五经之说。
，这个命题在古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遂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语叶燮曾感慨道：“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能知之”（《与友人论文书》，《已畦集》卷十三）。
。近代以来，经学在激烈文化的批判中越来越边缘化，“文本于经”又成了不值一提的陋儒之见。总之，自古至今，“文本于经”说虽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但尚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文本于经”说的含义相当复杂，但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一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具有丰富文学与文化内涵的问题：它既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也是对文体谱系的理论建构，有时还表现出一种理论的策略。对“文本于经”的文体学研究，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从经学到文体学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首先应该与古代学术源流说相关。汉代文学批评兴起依经立论之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已把汉赋与《诗经》联系起来。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两都赋序》），确立了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其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把《楚辞》的源头归之五经。文章源于五经实际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以五经为源头，以后世之文为流别支派。这一比喻亦来源于学术分类，《汉书·艺文志》以源流譬喻学术，“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章学诚《校讐通义·原道》），又以五经统百家之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在汉人的观念中，能归入“文章”或“文辞”的，不仅诗赋二端，还包括奏疏章表等大量实用文体。《汉书·艺文志》没有把这些文体独立出来，而是附于六艺、诸子中。如《六艺略》中《尚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十八篇。另外，史部著作也没有独立，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类。对此，刘师培《论文杂记》分析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汉志》的这种归类，一定程度启发了后世文体源于经书说。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同时也与文章特质进一步受到重视，文学逐渐走向相对独立、自觉的时代发展相关。为何五经能应用到文章学之上，五经与文体究竟有何联系？五经之所以成为文章的渊源，一方面是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这是潜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以降逐渐重视文章特质的时代风气也为当时人提供了在五经之中发现文章之美的意识和眼光。如果说，汉初把《诗》推崇为经，这时的文学批评则反之视经为文。傅玄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九）陆机《文赋》提出文章写作要“漱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