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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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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与反传统
袁寨中心校单艳华夏化云
胡适曾以“信心与反省”为题，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着实让人领略了先生直陈时弊、犀利无比、字字珠玑的文字功底。他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大力倡导西学，把祖宗留下的“太丰富的固有文化”批剥得体无完肤，“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并提出“信心要建立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这样的自由思想对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濡养的国人来说，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日益开放的今天，自然会有一些异议。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正是适之先生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冲破了旧思想的藩篱，才带来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伟大进步。
何谓思想自由？依我浅薄的理解，就是不唯上，不为他，不迷信现成的或历史的权威，敢于拿起批评的武器，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为何要谈思想自由？早在70年前，胡适先生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一文的开篇中说：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的革命，则一切建设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
回溯中国思想自由的历史，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时期莫过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思想空前释放，自由的程度前无古人，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正是各种思想的交锋，提升了教育的品质，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统一后的大秦帝国，为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思想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一些优秀的文化遭到摧残。西汉之初，至文景二代，社会崇尚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家尚未达到至尊地位。直到汉武帝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后，儒家学说才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一举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地位。然而，纵然在专制时代，人们争取思想自由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且不说四大发明，但就每一种学说，就足以影响世界，泽被后世，不是有美国人把《孙子兵法》当作顶级军事院校的必读科目吗？尽管儒家思想总体保持着一家独尊，但在封建时代各个历史阶段，人们对不同思想流派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把法家思想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晋汉时期以“五斗米教”、“天师道”为代表的道教兴起；在唐朝初年到武后时期，佛家思想一度盛行。而后至北宋，直至明中叶，道教兴盛达到顶峰，宫观规模宏大，遍布全国。满清入关以后，统治者逐渐对道教失去了兴趣，道教由上层而转入民间秘密发展。这些思想与漫长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思想自由是与反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得以发展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大多是狭隘的、表层的，与传统文化的斗争往往建立在“小我”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之上的，因而自由民主思想受到很大的限制。
伴随着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和隆隆炮声，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开始从自我陶醉的固有文化中醒悟，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思想逐渐被引入中国。一场否定传统，推崇西学的大幕正式拉开。可以说，正是这场风起云涌、以图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思想自由运动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亡和民主革命的兴起。魏源、康有为、严复、章太炎、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扛起的自由批判旗帜，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腐朽落后的社会积习和国人麻木的灵魂开刀，革传统旧思想之命。魏源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列强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开始学习西方军事思想，指导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提出了“以宪治国”、权力制衡和平等的治国理念，为混沌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严复给国人石破天荒带来了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一篇《论世变之亟》更是为千年帝国拉响了第一声警报。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而形成中国与西方差距的只有“自由”二字。胡适对我们“固有的”、“太丰富”的文化大加鞭挞，“拼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虽然丰富，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他认为，“中国古来思想之最不适合于现代的环境的，就是崇尚自然。这种思想，历经老、庄、儒、释、道等之提倡，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进而将无为、无治、高谈性理、无思无虑、不争不辩、知足等传统思想作为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