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与苏南学人.pdf

!塞盐》垫Q!笙筮2翅

扬州学派与苏南学人

承载

乾隆朝以后，与扬州仅一江之隔的苏南地区，盛行一时的“吴学”是在走下坡路了，但作为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镇，鸿儒硕彦既多，饱学之人依然不少。此时，扬州学派的一批中心人物
也已经成熟，他们除了重视开拓治学范围的深度和广度外，还有意识地借助外来力量，提高自
身的学术水平，尤其是他们与苏南学人的合作与交流，终以包并兼容的气度，博大会通的境界，
在“汉学”的大纛下，将“吴派”之专与“皖派”之精结合起来，为清代中期的经学流变、发展，写下
了一段可圈可点的灿烂篇章。

求同存异：开放豁达的学术襟怀

扬州派学者与苏南学人的交往，有着深厚的基础。
其一，来自于历史渊源。从以往两地学人交往的总体状况看，双方的动机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般是以扬州学者向苏南学人请教的为多。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传统，到了新的学术和
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一定变化，这就为双方开展新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其二，学术渊源。时当“汉学”如日中天之际，苏南学人中以“吴派”居多，扬州学派则除汪中
以外，其余大都以“皖派”为宗，或拜戴震为师，成为弟子，或私淑其学，充填门庭。“吴”“皖”两
派虽在学术上泾渭分明，戴震、江声也曾为“假借”、“转注”、“谐声”等方法的运用范围争辩得不
亦乐乎，但并不伤害两人之间的感情，因此传为佳话。然而，基础只是条件，要使其成为提高学
派的学术影响，进而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还有待于后来者的努力。乾嘉之交，扬州地区的学者正
是以此为目标，开始了与苏南学人的“对话”。
论辨务必求真，相处可以存异。论辨是就学术商榷而言，相处则从建立友谊着眼，不同目
的，采取不同的态度，此为扬州派学者与苏南学人交往时恪守的宗旨。汪中与孙星衍论石鼓文、
阮元与孙星衍探讨明堂之制等问题的事实，颇能说明这一现象。
汪中与孙星衍曾有过关于“石鼓文”的年代、真伪等问题讨论，双方意见相左，不能统一。孙
星衍以《周书》等为据，认为传世的所谓石鼓文不过是北朝后周时期的遗物，与宇文周西狩岐阳
之事有关。汪中反对这一看法，理由有三：
第一，从书写习惯来看。石鼓文中有重言文字，前一字与正文中其他文字的大小一样，后一
字则为稍小的平行两横，此即为重言。《后汉书·邓隧传》中有“遭元二之灾”一句，注说，“二”当
读作“元”，说明是用石鼓文之例释汉事，“而以古书发其凡”。否则就是“以后证前”，“虽愚者不
出此”。
第二，从前人考证的可靠性来看。汪中认为，唐人对石鼓文的年代有所考证，其结论值得

·44·

重视。如章怀太子，其生活年代与后周“耳目相接”，张大安等人也是有学之士，不至于会弄错。
《元和郡县志》中又说“史籀之迹在关中”，应该也是有所指的。尤其是初唐时期的几位书法家，
皆去后周未远，如虞世南31岁时，后周灭亡才刚刚9年，距四次岐阳之狩的时间，最长为44
年，最短仅21年。“使石鼓立于后周，则是甫经脱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鉴，岂得妄以为史籀
笔迹而叹其古妙?”汪中的这一说法，虽属推论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
第三，与同时代人的书法相比。汪中认为，后周朝廷起用的文人赵文渊等数人，书法不佳，
较之石鼓文差距甚远。如赵文渊所书《骊山温泉碑》额，至清代尤存，但观其笔法既劣，又不合六
书规范，完全不能与石鼓文相提并论。
由是，汪中坚信石鼓文应属“三代之物”，决不会晚至后周才出现。①
在清代中期的学者中，孙星衍也称得上是～位金石考古的专家了，但在论石鼓的问题上，
他却显得有些拘谨。汪中从相关的人物、文献和史实等方面多方考察，分析两者的联系，持论虽
多推演寻绎，但其合理性却明明白白，使人不得不有所信服。
“明堂”之制，是古代帝王礼仪的重要制度，但因史料的缺乏，汉以下学者为之聚讼不已。清
代汉学家试图弄清这一问题，考证既多，论说不一。汪、孙两人在“明堂”问题上，也是所论各异，
互不相让。
汪氏认为，“明堂有六：一宗周，二东都，三路寝，四方岳之下，五太学，六鲁大庙”，其名称相
同，但作用不一。“宗周”之谓明堂，是周公还政于成王时举行大典的地方。其时，公卿、士、诸侯、
诸伯，以及蛮、戎、夷、狄之属，皆依据与天子的方向、距离，排列前后次序，以明尊卑。明堂之位
既明，“制札、作乐、颁布度量，而天下大服”。“东都”之谓明堂，“路寝”之谓明堂，皆为天子听政
视事之所。“方岳之下”谓明堂，是天子封禅时会见诸侯的宫室。“鲁大庙”谓明堂，则是鲁国祭
典周公的地方。因周公有大功于天下，故其庙得如天子之礼。至于“太学”谓明堂，汪中认为蔡
邕所言“士大夫学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是正确的。③
孙氏则认为，根据汉魏以前的解说，明堂与辟雍有密切关系。“辟雍者，四方有水，中有官
焉。即明堂、太学、灵台之所在，天子所以宗祀、朝诸侯、校士、养老、观云物之处也”。他列举出
与明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