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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眼中的陈白尘
http://www.sina.com.cn2004年10月29日06:18齐鲁晚报

陈白尘（1908－1994）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早年参加过《保卫卢沟桥》的创作，写过讽刺喜剧《升官图》及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等；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执笔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文革”后，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与舞台剧，出版了《牛棚日记》、《云断梦忆》等新著多种，并在南京大学任教，招收戏剧创作研究生，培养了姚远、李龙云、赵耀民等新一代的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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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官场的“治世能臣”

1928年，父亲陈白尘追随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成为南国社骨干，当时年仅20岁。1932年，父亲加入了共青团，还在共青团淮（阴）盐（城）特委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以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而论，够得上是一名“老牌”布尔什维克了。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做“职业革命家”。

确实有不少人替他惋惜过。抗日战争期间曾经与父亲有过密切接触的吴祖光，是这样评价他的：“我深深感到白尘兄不仅是位话剧创作的大师，而且是个处理人事的高手。”他的依据是：“当年剧团内的工作既繁琐又复杂……然而一到了白尘那里，仅三言两语，立即化解为一片春阳。”吴祖光得出结论———“他必定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解放后，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其中有种种政治因素，但他还是有过不少升官的机会，但父亲似乎一直在有意逃避———他不想做“官”，只想自由自在地生活。父亲曾说过两件事，令我们终生难忘。一是解放前他曾有过一位堪称莫逆的朋友，解放后关系却渐渐疏远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他从解放区回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评的是行政几级？’庸俗至极……”父亲连连摇头。第二件事发生在1951年，此时文艺界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一位颇有来头的人向父亲透露了一个秘密：“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位置正虚席以待，你赶快写一份思想汇报交上去……”父亲却找了一个借口，逃之夭夭了。

父亲去世后，黄秋耘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其中一段内容，似能道出父亲内心的隐秘———“从1954年9月间开始，我和陈白尘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共事。当时他担任秘书长，我在作协主办的《文艺学习》月刊当常务编委……使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尽管秘书长是领导干部，可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少主动起带头作用。无论是反胡风也好，批判丁玲、陈企霞也好，反‘右派’也好，他都很少发言；偶尔发言，也不过是讲几句‘随大溜’的话，不超过十分钟。机关里有些同志议论，陈秘书长对政治运动好像不大感兴趣，而他平日开玩笑、说笑话，倒是挺起劲的，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啊。”这恰恰就是父亲远离官场的原因！所以，“升官”也好，“降职“也好，父亲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就连后来被彻底“扫地出门”———逐出京师，他也依然是乐呵呵的，甚至说：“江苏是我的故乡，能回到江苏来非常高兴。今后可以安下心来写点东西了！”

受到张春桥的陷害

“文革”结束后，我为父亲整理“牛棚日记”，发现1967年6月21日这天有这样一则记载：“看严文井等人贴出的大字报。其中写到柯庆施对中央提意见，说不应由我编《人民文学》云。我与柯某从无接触，此语可能出自某公。而某公作此违心之语目的何在？忽然忆及当年由阎哲吾介绍他来上海投我事，不寒而栗！人之狠毒，其至此乎？只能存疑了。”

这一“存疑”竟一直“存”到了他离开人世，也没有再去搞它个水落石出！———严文井、张僖等人是他在北京工作时的老同事，一个电话就可以问明白的，他没有去问；于伶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封信也可以问清楚的，他没有去写；张庚是他的朋友，而且亲自到南京来看望过他，他却也自始至终没有开过口……

我发誓：一定要将父亲这一生中所有的“疑案”搞它个真相大白！结果，只跑一趟上海，就弄清了1936年父亲出狱后为之制造那场诬陷案的罪魁祸首。于伶是当年左翼剧联的领导，他肯定地答复我：“前来‘检举’与‘揭发’你父亲有特务嫌疑的，就是张春桥！”跑了一趟北京，又搞清了父亲为何于1966年初被逐出京门的来龙去脉。张僖是当年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他肯定地回答我：这是因为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通过柯庆施施加了压力。

张春桥怎么会与父亲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父亲只说过，自己出狱之后，与难友徐迈进一起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租下了一间亭子间栖身。这期间阎哲吾从山东来信，说是介绍一位“文学青年”投奔他。一是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二是出于对同样闯荡世界的年轻人的同情，父亲二话没说便热情地收留了他。他们在一起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惟一的记忆就是：一夜，小偷光顾了他们的寒舍，所有的人都被偷得仅剩下一条裤衩遮羞。总得有人出去借钱才行呀，这时这位“文学青年”才极不情愿地告诉大家，在他的箱子里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