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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是权力但更是一种能力

古代有位琴师，在闹市中奏琴。人群本来围聚甚多，但听听便觉得淡而寡味，乃逐渐散去了。最后仅剩下一个人站在那儿，且听着听着，竟流下了眼泪。琴师大为感动，以为得遇知音。谁知那人说道："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儿子从前是弹棉花的，自从他死后，我就再也没听过这种声音了。"这类笑话未必不是真实的。宋朝秀州祥符院主持僧人智和，藏有一张古琴，木质细致，身呈碧色，琴柱则是石质，音弦清越，更有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的篆字铭识三十九字，谓此乃南漠夷岛伽陀罗树所制，木纹彷若银锭，坚比金石。当时沈括《梦溪笔谈》、朱长文《琴史》里都记载了这张好琴。此琴还有个来历，因为它乃是唐朝宰相李勉所斫，名为"响泉"，《唐书》里还提到过呢!这样流传有序的名琴，觊觎者当不在少。秀州的州官就老想将它弄到手。所以也仿"萧翼赚兰亭"的办法，去庙里找老和尚谈禅、下棋、套近乎。但老和尚亦非省油的灯，州官来聊天喝茶下棋多时，琴可总骗不走，直待老僧圆寂了，才好不容易取得。取得后，州官喜不自胜，忙请巧匠配制琴匣，将琴进贡上京去了。孰料礼部每年收到各地呈现的贡品实在太多，君不见咱们台湾的新竹贡丸、金门贡糖也都是贡品吗?这各地送来的东西，礼部看得多啦，可不见得把它们都当成稀罕的宝贝，因此循例把琴转给专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便罢。太常寺收到，登录造册后即闲置一旁。只有某些时候、某些人无聊时，才随意抚弄一番;听到的人，也只觉得仿佛弹棉花一般，没人在意。一代名琴，就此湮没了。琴声，在懂的人听来，也许要形容是松风，是流水，是霜天击磬，是雪夜敲冰。在不懂的人听来，实在与弹棉花无甚差别。此，知音与不知音之分也。古代这类不知音的故事很多，讲知音的也不少。如《吕氏春秋》《列子·汤问》所载伯牙钟子期，或相传蔡邕得识焦尾琴的事，都脍炙人口，且传言渲染，近乎神迹，似乎师旷之聪，得诸天赋，审音辨律，简直像拥有特异功能似的。其实知音与否，固赖天资，更需要的是训练。没学习没训练的人，耳朵是不顶用的。经过训练，"对牛弹琴"是否有效果我不晓得，但据史传所载，马却可以知音。所谓"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本来只是传说，唐玄宗时，真找人挑了一百匹青海马，衣以文绣，饰以珠玉，教以琴舞。玄宗自己还写了一曲《倾杯乐》。梨园子弟每奏此曲，马就都奋首鼓尾，跳将起来。后来李商隐《思贤颂》诗云："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即指其事。可见经过训练，牛马也能寻声赴节;未经训练，人便不如牛马。近代我们的教育，恰好在这个地方没搞清楚，非常强调受教育的权力，而忽略了教育对能力的培养。人皆可以是知音者。这是权力，我们不能剥夺谁有这样的权力，抹煞其可能性，认为某些人不够资格学习知音之能力。因此我们办国民义务教育，要让人人都可以进大学。可是，对知音能力，我们其实又不太讲求。人人受教育，结果学到了知音之能了吗?大概并没有。结果，教育普及，高教蓬勃、大学遍地，而真具有知识能力之国民则甚少。在知识上也一样。我们强调批判的勇气，批判的权力，教人要勇敢说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却忘记了批判是需要能力的。不知音者只能大声说出自己无知的主张、浅俗的见解。他们没有真正学习知识、训练理性，其发言与牛鸣狗吠无异;其行为甚至比不上经训练过的牛与狗。由于知音需要学养、需要能力，因此在这里也不能滥用民主的原则。一万个说抚琴是弹棉花的人，也抵不上一副顾曲周郎的耳朵。可惜如今在知识领域，似乎也要数人头了。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字子敬，卒后，他另一个儿子王徽之去赴丧，在灵前抚琴。弹了一会，痛呼："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大恸而去。面对我们这个教人以不知音的时代，我们也是要感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