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的界定及度量.pptx

科斯“发现并清楚阐明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制度结构和经济体系运转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交易费用概念又是人们意见不一致的关键所在。核心是交易费用的界定及度量。科斯的交易费用其实是使用市场的费用。使用市场是有费用的，这个费用被科斯定义为交易费用。使用企业是有费用的，这个费用当初被科斯定义为管理费用。正因为科斯的交易费用是这样狭义定义的，所以才有企业因为交易费用而存在的逻辑结论。科斯的管理费用后来也被人们定义为交易费用，这是把交易费用概念一般化了。一般化地看问题，一切制度都是有费用的。但若如此，这个费用就该叫做制度费用才恰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反过来，天下也不会有只有成本而没有收益的事情。既然凡制度都是有费用的，那么人们建立制度、支付制度费用，得到的收益又是什么呢？收益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理论上，一个没有任何制度安排的社会一定是没有交易的社会。没有交易不等于没有交易费用，而是因为交易费用过大，才没有交易。由于没有任何制度，制度费用当然为零。在制度费用为零的社会，交易费用是无限大的。市场是一种制度，有其自身费用，但在市场制度出现后，交易也随之发生了。这说明交易费用降低了，至少是低于当初使得交易无法发生的无限大水平。这便是市场制度对于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是又一种制度。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当企业制度对于交易费用的节约与企业自身费用之比高于市场制度对于交易费用的节约与市场自身费用之比时，这种替代就会发生。或者，完成同样的交易（节约相同的交易费用），企业制度的费用低于市场制度的费用，企业替代市场就会发生。这便是文献所讨论的制度（合约）选择问题。这里，是用制度费用来节约交易费用。制度费用相当于厂商理论的“成本”支出，而交易费用的节约则相当于“产出”了。当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时候，其实是以支出一种类型的制度费用替代支出另一种类型的制度费用来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作为被节约的交易费用，它不是一项一项加上去的，而是一项一项减下来的。减下来的交易费用，一是从（没有制度因而没有交易发生时的）无限大水平减到（有制度因而有交易发生时的）有限大水平的那一部分；二是（因为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而）从较高的有限大水平减到较低的有限大水平的那一部分。这二者有着重要分别：前者无法直接观察，我们能够直接观察的其实只是后者。站在不同角度（层面）看，同样的费用又具有不同的性质。站在市场制度内，科斯所宣称的“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就是具有“摩擦力”性质的交易费用——费用大小制约着市场交易的规模和频率。站在市场制度之外看，科斯所宣称的“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则是使用市场制度的费用，即市场制度的制度费用；支出这个制度费用，是为了节约更为一般的交易的交易费用。原则上，制度费用是可以基数度量的。但从总量看，交易费用不可以基数度量。一项一项减下来的计算办法决定了交易费用是不可以基数度量的：一者，我们不可能知道没有交易发生时该费用的大小；再者，虽然我们知道制度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也知道支付了多少制度费用，但并不能准确知道因此节约了多少交易费用，这和只知生产成本，无从知道产出是多少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度量因为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而节约下来的那些交易费用；我们可以比较交易费用在边际上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可以对其做序数度量。作为经济解释和推测来说，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对于一个社会的交易或产出来说，重要的正是这个无法完整基数度量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即从无限大减下来了多少。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达国家的交易部门更发达，制度更完善，其制度费用当然也更高。因此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达国家更高的是制度费用，不是交易费用。制度是用来节约交易费用的，支付制度费用是为了节约（那个制约交易发生的）交易费用。既然发达国家交易部门更发达，制度更完善，制度费用比发展中国家要高，那么原则上，发达国家的（那个制约交易发生的）交易费用比发展中国家就要低，这便是发达国家交易或者产出比发展中国家高的原因。人们在经验上观察到的“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也越大”，其实是“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制度费用占GNP的比重也越大”。这些经济学家度量的是制度费用，不是具有“摩擦力”性质的交易费用。其真实含义其实是：“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就越小。”当然，制度费用高又不绝对意味着交易费用就低，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必须明确指出度量的是哪个层次制度的，或者哪个具体制度的费用；必须明确指出度量的是因哪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而节约的交易费用，只有在此前提下的度量才是有意义的。沃利斯和诺斯、多尔和利昂度量的是宏观层次的整个市场制度的制度费用；思铎和沃利、巴得瓦杰和布鲁克度量的是某个金融市场（制度）的制度费用；威廉姆森所做的是通过考察委托变量来对不同制度的制度费用给出相对排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