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ppt

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瓦窑堡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的参会人员瓦窑堡会议内容左图为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瓦窑堡会议成果瓦窑堡会议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西安的历史地位建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访问古都西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德国总理、法国总统、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韩国总统等。
西安事变的背景左图为张学良右图为杨虎城西安事变的经过蒋介石被囚禁的地方1936年西安事变时报纸1936年12月12日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最初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蒋，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
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后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
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
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事变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蒋西安事变-事件评价国民党方面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江泽民，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地理位置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元卢沟桥事变的经过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