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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建筑之我见
12111120常玉婷
千百年来，中西方由于历史轨迹的不同，产生的文化差异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是音乐，不只是文学、美术，我们生活的房屋，走过的桥，踏过的路，都给我们传递着文化差异的信息，因为它们都是文化的沉积，艺术的内蕴，而艺术是无处不在的。
每当我想到中国的建筑，南方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北方的四合大院、蒙古包，这些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样我的脑海中好像出现了两个人，婉约的江南美女和北方的豪爽汉子。
而当我想到西方建筑，是恢弘的城堡，是神秘的金字塔，是庄严的巴特农神庙，是精美的雕塑，这些在我脑海中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美好而不真实。
一学期的艺术鉴赏课下来，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建筑这部分，不是学建筑的，却对建筑有种莫名的好感，即使是最普通的大瓦房，一砖一瓦，样式结构，美观实用，这些也都是生活的经验，老百姓的智慧，就是建造的工人也是可爱的。
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还有就是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了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人在造型方面，使建筑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眼点在于两度的平面与三度的形体。而中国建筑具有绘画的特点，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意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的“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可以说，欧洲建筑的理念性集中体现在一个“实”上，中国建筑的幻想性集中体现在一个“空”上。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内向的封闭心态，甚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而西方强调以外部空间为主，把中心广场称为“城市的客厅”、“城市的起居室”等等，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中国人往往将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表明有将自然统缆于内部的取向。可以说，这是某些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

亚里士多德提出物竞天泽，F．培根说：“要命令自然，就要服从自然”，目的在于征服，他又说：“务必将自然加上夹棍，逼她画出供来，”以便更好地征服她。康德宣称人是主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因轻灵秀丽令人神往，那么西方(欧洲)古代建筑的空间则因其充满秩序和几何美而魁力四射，同时它对现代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场便是西方古典建筑最主要的最具特色的外部空间，它与建筑紧密结合，又充分融入城市环境，是西方相对开放的文化传统的产物。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例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