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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基础：道德抑或权利？
传统政治理念：政治权力代表“道德至善”在去年中国抗击SARS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很多医务工作者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和职业尊严，令人钦佩。同时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言语：“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我是共产党员，我不上，谁上呢？”等等。这样的言辞中国人都很熟悉，过去50年来任何政治化了的场景中总是不乏其声，而中共的宣传机器也往往特别着力地对之大肆渲染。当然，我丝毫不怀疑医务工作者通过这样的言辞来表明自己道德价值取向的纯粹性，只不过他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本身必须借助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言来表达而已。但是，通过半个世纪的灌输、浸润而形成的这一套话语系统，却折射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近乎荒谬的蕴涵。上述言辞标示着一个被肯定了的结论：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的人要高，他们因此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个结论也完全符合“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定义。对之进行事实的考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透视出来的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现在看来也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掌权者尽管都是“马上得天下”，通过暴力夺取权力，但是，其权力的合法性却是“道德至善”，即任何掌权者都代表了“道德至善”。当群雄蜂起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打着“替天行道”或类似的口号，但是，只有最终的胜利者才能够被证明是“道德至善”的真正代表，否则，他的胜利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尚书·蔡仲之命》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的就是这一意思，后世儒学对此又多有阐发，使之成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政治理念。如果说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权力合法性的言说系统的话，那么其内容无一例外地是对权力代表“道德至善”的不同解说。这样的解说必须因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使权力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论证。清代的雍正皇帝面临“华夷之辩”对满清入主中原之合法性的质疑时曾经写道：“《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1]中国素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对这一说法，人们往往主要赋予其江湖色彩。其实，此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在民间文化中的反映。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王”更多的是一个具道德意涵的概念，常常与圣人联系在一起，所谓“非圣莫之能王”，而“道大德全”的圣人当然就是“道德至善”的代表了，只有最后的成功者才是真正的圣人。雍正皇帝就是以此理念来应对华夷之辩的。中国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经过剧烈震荡以后，以“道德至善”为权力合法性来源并表现为“以德主治”的传统政治理念，依然顽强地延续下来了。中共号称“伟大、光荣、正确”，其实只不过是将中国传统圣人的“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这一话语，用现代汉语重新表述了一遍而已。如果说，从前的“道德至善”指向的是儒学倡导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价值，那么，现在的“道德至善”所指则在以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等为关键词的所谓“新型道德”。但是，以“道德至善”作为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政治观念则并未发生什么变化，而“以德主治”这样与极权息息相关的政治理念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还一度被中共领导人公然提倡。永不认错的政治机制之哲学基础：德治旅美学者徐贲指出，国家本应当为其“非正义”行为道歉。他写道：“道歉通常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9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遗憾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是一个‘国家之罪’频发的国家，亿万中国人为此饱受折磨，但政府为‘国家之罪’道歉却并未在中国出现。”道歉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与以“道德至善”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政治理念相冲突的，所以道歉在中国这样的政体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古代的为政者总是“合理”地宣称“人主无过举”，到了现代采用的策略则是肆意地隐瞒和欺骗，宣称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即便是面对一些彰显的事实，依然可以“坏事变好事”。比如，当为政者不得不反省“文革”的严重错误时，却得出了如此荒谬绝伦的结论：只有中共这样的执政党才可以自我纠正错误，这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云云，至于为什么会犯“文革”的严重错误却一字不提。1998年的长江洪灾，中共不去检讨自己长期以来的政策失误造成的巨大生态灾难，反而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战胜这样百年不遇的洪水。唯有如此的“坏事变好事”，而不是其他，才符合“道德至善”的权力意识形态之要求。这种“戏剧”在SARS疫情过后又再上演一遍，而在疫情之初许多官员照例是要隐瞒和欺骗的，正如有的网民所说，他们的行为“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