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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业，快乐人生随我行一、什么是腐败？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世界顽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应该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无不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纯洁党的肌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郑重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面前打败仗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郑重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郑重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把提高拒腐反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郑重提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所谓腐败，从本质上讲就是权力的异化，就是公共权力没有按照其正常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没有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违背权力主体—也就是人民意志的行为。当前，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腐败”，一般都是狭义上来理解的，主要指滥用权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称之为“腐败行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利用公共权力，二是为个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简言之，种种以权谋私行为即是腐败行为。如果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如贪污、贪赃枉法、徇私枉法、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等，我们可称之为腐败现象。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如挥金如土的奢靡之风、赌博、吸毒等，只要是与权力无关的行为，我们可称之为消极现象或丑恶现象。由于消极丑恶现象往往需要权力的保护才得以发展蔓延，消极现象和腐败现象往往都交织在一起，是一对孪生姐妹。因此，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从源头上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违背权力主体意志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无为。即公共权力功能萎缩，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在需要公共权力发挥应有作用时反而不发挥作用，导致社会发生功能性障碍，从而损害社会的正常运转。如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一些权力无为现象，就会导致社会运转的失衡和各种资源的浪费。另一类是权力滥用。即利用公共权力来为个人、家族或小团体谋取利益，从而损害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如贪污、受贿等权力滥用现象，就会导致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风气败坏。二、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从近年来的腐败犯罪案件来看，主要集中在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三类案件上。这三类案件占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95%左右，且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陕西省建行某支行行长周利民、刘怡冰贪污案，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从8月至7月案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5367万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挪用公款11．9亿元。今年中央纪委查处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康日新，中纪委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省纪委相继查处了吉粮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宪鲁，长春建工集团董事长谭历，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院长石成军，通化市法院副院长毛少夫等等。查处的人员少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上亿，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当前的腐败犯罪在很大数量上不再仅限于孤立的个人行为，多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是目前腐败犯罪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有的违纪违法人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的部门或单位主要领导以权谋私，上行下效，不仅败坏了党风，而且毁掉了一批干部。有的大案涉案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陕西省的“宝马彩票案”，杨永明为了取得彩票承销权向多人行贿，仅起诉到法院的大案就有6件。从实际情况看，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主要集中在金融、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产权交易、大宗物资采购、保险等行业领域，以及一些涉及行政审批、资金安排、监督管理、人事任用等关键岗位。其中，随着国内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项目大工程随之增多，而工程建设中腐败犯罪发案非常高，以至于有了“大楼盖起来，官员倒下去”的形象说法和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腐败犯罪还延伸到了文体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部门。四川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在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中，有36所医院院长、副院长在内的128人被依法查处，其中仅自贡市第一医院涉案金额就达500多万元。据统计，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腐败犯罪的人数持续上升。此外，腐败犯罪主体的年龄趋于年轻化。有的年轻干部年龄小、胆子大，做起事来不计后果。河南省周口农业银行会计宋建贪污240万，挪用公款60万，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时不满29岁。河北省原国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