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自律精神确立.docx

儒家和自律精神确立“人”与“天”——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摘要：前期儒家可区分为“原儒”、“汉儒”两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将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主张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于是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便消解了主体性；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为“律人”或曰“它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更强调“以天为律”、“天主人从”；由此不仅巩固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既有倾向而且促成了儒学和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作为其直接的结果是神学的儒学化和儒学的神学化。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中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本意识和主体精神使中国文化它律性的自律传统进一步得到肯定乃至强化；而起源于原始宗教、滥觞于原儒文化中的自律精神自此亦成为封建社会中长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精神。关键词：原儒汉儒主体自律精神文化在中华民族从蒙昧到文明的第一次社会文化转型中以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宗教为母体逐步形成了关于“天”与“人”的原型观念以及建立在这种原型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模式。在这种原型观念和文化模式中一方面“天”与“人”分处于二元对立结构的两极由此孕育和建构了最原初的主体和主体性观念；但另一方面“人”的观念本身就缺乏个体性和平等意识。加之在人与“天”的关系中“人”并不具有真正的对等性——“人”被理解为须经由自身的努力而向“天”趋同于是这种对于主体的建构便一开始就包含着逻辑地消解着主体的内在矛盾。这一命定的、或曰带有原型意味和内在悖论的主体性观念在尔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兴起恐怕是自原始宗教文化滥觞以来又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中国此后长达25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逐渐占据正统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历史。无论从观念体系还是从实际形态看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但从历史转折和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以魏晋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儒家始于先秦而终于两汉；其基本的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从儒者、儒学到儒教”。后期儒家起于魏晋而盛于宋明；其基本的理论走向可以概括为“从玄学、理学到心学”。由于后期儒家交汇于魏晋以后三教互补、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潮流其间的文化变迁和主体精神流变主要体现为儒释道互动互补和自律传统的进一步理论整合化；因此这里暂且搁置不论而着重探讨前期儒家与自律传统的确立问题。一、原儒阶段（春秋战国）所谓原儒这里主要指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经典儒学。而原儒文化则就是以孔孟经典儒学为根基的早期儒家文化。先秦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而至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或传统的孕育期和赋形期。就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走向而言可以概括为“非中心化”或曰“边缘化”。其特征之一是西周官学的瓦解、春秋私学的发端、以及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宗子维城”、“学在官府”构成了西周社会的三大支柱。以周氏族为首的氏族贵族联盟不仅以“国有”的形式占有土地以“宗法”制度维系政治统治而且以“官学”的方式垄断思想意识的生产。春秋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化过程的加剧氏族组织的解体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平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贤人”的出现经过近六、七百年之久的酝酿终于在春秋战国之交完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转化作为这一转化的划时代标志是孔墨显学的创立。战国时代自春秋以来所开始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非中心化和下移运动进一步加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商贾出于王之市”和“士无定主”等政治、社会变革现象。于是诸子百家群起形成了官学衰微而民间私学鼎盛的局面。而儒家学说和思想文化则是始终与这一非中心化过程同步、并体现其基本精神的主要私学派别和文化。谈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过去的学者较多注意到商周以来的思想影响而较少探讨其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尤其是原儒文化与原始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体现在儒与原始或早期宗教职业者的关系方面。儒实际上由巫、史、祝、卜这类宗教职业者分化而来。据说孔子（公元前551~479年）起初的职业即为“祝”以相礼和办丧事为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1](p99)。祝即男巫。《说文》：“巫祝也。”段玉裁说：“祝”乃“莁”之误。而“莁能齐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莁在女曰巫。”《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周礼·天观·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