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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中看孔子的修辞观
从《论语》中看孔子的修辞观石佳豪摘要：孔子是我国公认的修辞学创始人。他从语言表达效果角度出发，通过归纳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修辞学”的精辟论断。其修辞观点、修辞原则修辞要求和修辞态度融汇在《论语》这部书里。孔子的修辞观和其思想彼此渗透，融会贯通。不仅能反映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对修辞的认识和看法，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修辞观的基本走向。关键词：孔子;论语;修辞观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并把克己复礼作为其政治思想最终目的的儒家创始人。他的修辞观不单单停留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技巧层面。其修辞观念和其伦理思想相互渗透，与儒学密不可分。这也导致了他的修辞观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儒学色彩。“修辞”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早见于《周易》而非《论语》：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这是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孔子第一次提出“修辞”这一学名术语。《说文解字》：“修，饰也。从彡，攸声。”拂拭之则发起光彩。修饰言辞以达到语言的运用效果。尽管春秋时期，孔子没有对其言论中所蕴含的修辞观做一个系统详尽的归纳，但是无论是从修辞原则、修辞要求、修辞方法还是修辞态度来看，孔子都有着自己丰富且成熟的修辞体系。先谈孔子的修辞原则。“修辞立其诚”是孔子修辞观中的一条根本原则，贯穿着整个中国修辞学史。在孔子看来，“修辞”这一语言使用技巧必须和“诚”这一语言表达态度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诚”是儒家核心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的体现也比比皆是。这里的“诚”有两方面所指：一是修辭主体的言辞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二是修辞主体的言辞态度是披心相付的。孔子时时刻刻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制约着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例如从《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一句中就可以看出孔子用修辞态度是否诚信来判定一个说话者的德行。在其看来，一个修辞主体如果有德有行，其修辞态度也会是抱诚守真的，那么他的修辞内容也定会有几分可信。反而言之，一个看似修辞态度和修辞内容都赤诚相待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君子。因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君子的言行观中俯拾皆是。仁义作为一种人的内在道德，与其形象互为表里。那些只会巧舌如簧，花言巧语之人必定不是真正的君子。“仁”作为一种内在的体现，可以通过人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作为修辞主体的人和修辞的表达技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孔子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人的言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孔子着实看中修辞主体的修辞态度。重视修辞主体的内在修养，也是儒家所认为“人言合一”的至高境界。次谈孔子的修辞要求，即“辞达而已矣”。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孔子言语修辞的总原则。孔子本人并没有对这句话做出详细的解释，但是“辞达”说在中国修辞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辞达”说，学界历来有不同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孔子辞达说，就是指将想要表达的内容清晰明了的传递出去，并不需要语言上的修饰赘述，只要起到传递信息的社会功用即可。如汉代经学家孔安国解释为：“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也。”①宋代硕儒朱熹和孔安国观点如出一辙：“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②以上两位经学大家对孔子“辞达说”的看法大同小异，即语言没有必要摛藻雕章，讲求朴质、平实。只注重语言的外在华丽而忽略了语言基本的表意功能和交流功能，则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但是还有一种观点与之相悖，认为的“辞达”并非仅仅是达意。而是在语言表达之余还能通晓事物之理，了然于心，彰显说话技巧的生动形象。“辞达”是修辞的最高境界。孔子反对语言辞藻的过分华丽，而是不动声色地将语言通过修辞的妙用，尽善尽美的表达思想。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论语》中的这段话是孔子描写郑国起草文书的过程。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子产作文词上的加工。行人子羽和东里子产做的就是语言修辞之事。孔子在这里赞扬的是郑国为官者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慎重地对待政令发布的态度。语言在表达清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进行辞藻修饰。这里就浸淫出孔子的“辞达说”。[1]71通过语言的润色和修辞功能，间接说明修辞在当时治国理政中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功用。修辞讲究文质兼美，虽不可太注重语言的外在修饰而忽略了语言本身意义的表达，但是也要讲求言辞的准确精炼。排除繁文缛彩，以求简洁。再谈孔子的修辞表现，即中和之美。这一修辞表现与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中庸思想遥相呼应。“文质说”最能表现语言的中和之美。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内里必须互相得当，达到中和的程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提倡君子行为处事应该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文雅兼顾。但是我们知道，在孔子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