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doc

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
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手法，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特别是《女神》的艺术特色。不同于鲁迅那对现实社会作深刻的观察之后给以尖锐的揭露、细致的剖析，郭沫若是以诗人自己奔放的热情，对旧制度旧传统的背叛和诅咒，以及对自由理想和进步事物的激情赞颂、放怀高歌为特色的。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具有继承性的。十月革命的启示，“五四”精神的冲击，使诗人把山岳一般的民族积愤、个人积愤，在爱国主义精神的统摄下，火山似的爆发出来。这种浪漫主义激情，不但跟“五四”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继承了中外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女神》中，那种无情地否定黑暗现实，努力地追求光明的精神，以及奔放不羁、纵横驰骋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古代诗人屈原和外国诗人惠特曼、拜伦等的影响。正是“五四”精神的培育，民族的和外国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对诗人的影响，并通过他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融铸，使《女神》和早期诗歌开放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崭新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奇花。
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中，革命浪漫主义是突出的、主导的方面，但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例如《凤凰涅槃》中，对自由、和谐、华美、芬芳的歌颂，对新生和理想的追求，正是基于对屠场、囚牢、坟墓、地狱的旧中国的认识和否定。否定是追求的开端，他的浪漫主义的烈火，是燃烧在现实的土壤上的。
随着郭沫若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变化，《星空》和《瓶》这两部诗集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上的矛盾和消极因素，使这时的浪漫主义带有复杂、矛盾的内容。在《前茅》和《恢复》中，现实主义成分逐渐增加了，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对地减少。但它们基本上还是以抒发诗人的感受、理想为主要内容的。因而从创作方法上看，它们都应该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范围。
郭沫著诗歌的艺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突出的。
首先，诗中充满火山爆发似的激情，顶天立地般的气势。那磅礴的气派，像狂涛巨浪一般，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那高昂的基调，似洪钟急撞，春雷顿发，摇撼山岳，振奋心灵。他要把布满屠场、囚牢、坟墓、地狱的旧中国，用一把火化为灰烬！他要那浩荡无边的太平洋来冲刷黑暗的地球！他要像电流一样飞跑，大海一样狂叫，烈火一样燃烧！他面对东海，向祖国，向长城，向俄罗斯，向金字塔，向大西洋高呼晨安！他要放开胸怀，吞掉整个日月星球和茫茫宇宙，并要再创造一个照彻天外世界天内世界的太阳和芬芳华美无限美好的世界。他要不断破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直到在那“腥风血雨”的夜间，举起鲜红的寿酒，迎来“新生的宇宙”！这种暴躁凌厉，狂飙突进的风格，不同程度地贯穿在郭沫若早期的全部诗歌创作中，而在《女神》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突出。在那革命的、暴风雨的“五四”时代，这些战斗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篇，是投向敌人的手榴弹，也是鼓动冲锋的战鼓，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诗中表现了热情呼啸、锋芒毕露、鲜明突出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叛逆者、追求者的形象，是一个“脱了壳的蝉虫”（《浴海》），他要彻底摆脱旧有的一切枷锁和传统的束缚。这个“自我”形象，不只是作者个人，而且有广泛的概括性，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五四”时期，一般具有革命愿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郭沫若为他们喊出了最响亮的叛逆的声音。诗人的叛逆性格，“五四”的时代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大胆豪放的“自我”的抗议、诅咒、理想、欢呼而表现出来的，不仅在《女神》时代，而且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诗人在创作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对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都具有典型的意义，不过思想内容已经在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从我国古代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英雄事迹和壮美精神作为题材，来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时代精神，从而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诗人创作的另一艺术特点。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中，如《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凤凰涅槃》、《我想起了陈涉吴广》等，都是取材于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但并不是复制过去的图画，并不局限于历史的事实，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和夸张的方式，用时代精神和主观理想加以酿造和丰富，即所谓“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使古代的东西，为现实斗争服务。诗中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他们的理想、行动，实际上就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或者是对现实斗争的直接反应。不难看出：凤凰的火中自焚和新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象征着对旧“我”否定后的新生；《湘累》中那充满叛逆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屈原形象，正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对千百年前农民革命领袖陈涉、吴广的歌颂，更是直接地、公开地借古代英雄来鼓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举起镰刀、斧头、飞枪、利炮来进行革命。这些历史题材的诗篇，不但显示了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诗人炽热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