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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亚洲人口下降及老龄化据权威专家观察中国目前是全球低生育率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总数少于1.5个。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与其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将给本国及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重大影响。低生育率导致人口下降。这种情况已在日本出现在其他东亚低生育率国家中也已初现端倪。东亚总体人口增长已陷入停滞预计2015年至2035年总人口将增加不到2%而到2035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人口将普遍下降。下降速度尚不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生育率但毫无疑问东亚将迎来人口下滑。人口学家确信人口下降可部分归因于儿童及壮年人口的数量已在迅速减少。联合国预测从现在到2035年儿童数量将减少8000万大约是现在儿童人口的17%。而25至59岁壮年人口的数量预计将减少逾1.2亿约为当前壮年人口的14%。这将对经济生产和服务及人口繁衍产生深刻影响。低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有根本性影响。2015年至2030年亚洲低生育率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的总数预计将增加2.3亿即老年人口将增加逾80%。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出生的大量人口正在变老。上世纪60和70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将从2020年开始达到60岁。由于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了60岁以上人口将继续增加。可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即中国广为讨论的4-2-1问题。如果中国家庭都只有一个子女那么中国家庭的构成会是1个孩子2个父母4个祖父母有可能还有8个曾祖父母。中国的家庭会非常老化多数人口为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如果妇女生育率为1那么中国人口会以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为主导。人们常常认为移民能够部分缓解老龄化问题。事实上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开放的移民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也更加年轻化。然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体量不可能通过鼓励移民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简言之亚洲低生育率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即将来临甚至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剧烈。人口老龄化亦可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最直接、最迅速的影响可通过经济生命周期来考察。人在生命起始和结束的两个阶段时间较长。在这两个阶段期间人的消费量远高于劳动产出。幼年和老年阶段的赤字必须由壮年阶段的盈余来平衡――人们在壮年阶段的劳动产出高于消费。人在劳动年龄阶段产出的盈余可用于：供养家庭成员；纳税从而为公共教育及养老体系提供资金；以及储蓄以供未来之需。人的经济生命周期可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收入和消费的平均价值来概括。图1显示了部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不论是中等收入抑或高收入国家年龄20岁出头或以下人口的消费都高于劳动产出。同样60岁及以上人口的消费也高于劳动产出。平均而言人们一生中产生盈余的年数略低于35年即从二十五六岁到五十七八岁之间。高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生命周期模式十分相似但也有些重要区别。高收入国家的儿童教育和健康支出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老年人消费也更高。在高收入国家中劳动收入提升得稍晚达到峰值也更晚且在晚年下降的幅度更剧烈。各年龄段的产出在各国也不尽相同。这取决于诸多因素诸如儿童上学时间长短？最好的工作岗位是由较年轻的人还是较年长的人获得？预期退休年龄是多少？各国的消费模式也十分重要。父母是否在孩子身上投资巨大？老年人是否在医疗及长期护理上有高额开销？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年龄段上平均消费都低于劳动收入；年轻人的劳动收入高于年长的。不过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为应对老年人口扩大所带来的需求和挑战而制定各项政策这些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生命周期盈余阶段的人口比例增加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东亚人均收入产生了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然而第一次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未来将会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阻碍（图2）。1990年至2010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使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提高了约0.7个百分点。而从2010年至2050年第一次人口红利将转为负数在2030年至2050年对经济增长率造成逾0.5个百分点的抑制性影响。不过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甚至有着更强大的发展效应。如果生命周期盈余向着更促进增长的方向发展如增加储蓄、投资及人力资本支出就能实现这一点。近期一项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综合效应的评估得出结论：适度的低生育率具有有利的发展效应。若中国能将生育率提高至1.7左右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放缓。即人口增长仍会下降但趋势更趋平缓。重要的是1.7的生育率将带来中国能够实现的最高可持续人口红利。中国应为年轻夫妇提供支持性环境中国是唯一持续不鼓励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在新政策下中国一些夫妇会选择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了平衡他们的选择其他夫妇必须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