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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论“和谐”
提要：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生理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在40年代，他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在张先生晚年的着述中，崇尚和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指出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今年4月24日是张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当此缅怀这位国学大师、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贡献之际，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就是希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哲学家，意为他要把西方新实在论的分析方法引入“新唯物论”中，而“新唯物论”就是当时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先生当时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新的综合哲学”，即要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说，这种“新的综合哲学”既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学宗新唯物论，会通中西哲学之优长而进行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特色。而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当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时，张先生的哲人睿智已经化作一个民族的行动，这是可以告慰于张先生的。张先生对“和谐”的重视，最早阐发于他在1936年所作《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此文把“唯物对理法”应用于人生哲学的研究，指出“我们需要由实际生活深处发出新的人生理想”，此“生活理想”的四个原则就是：“一，生理合一；二，与群为一；三，义命合一，或现实理想之统一；四，动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张先生说：“欲清楚的了解‘合一’之意谓，必须懂唯物对理法。”按张先生对“唯物对理法”的理解，“合一”有对立统一的意思，但对立统一不仅是矛盾之冲突，而且是由克服冲突而达到理想的和谐。所谓“生理合一”，即生命、生活与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的合一。张先生说：“理只是生之理，离开了生，就无所谓理；生也必须受理的裁制，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只讲生，不讲理，结果必至于毁坏了生。因为生是包含矛盾的，生与生相冲突……要克服生之矛盾，便必须以理来裁制生。如不克服生之矛盾，任生与生相冲突下去，结果必至于达到生之破灭。”“生含有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乃得到‘生之谐和’。所谓理，即是生之谐和。”按照“生理合一”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培养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充实生活，扩大生活；一方面要实践理义，以理裁制生活，使生活遵循理。”在张先生看来，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与理为一”，“与理为一的生活，也便是达到了生之谐和的生活”。所谓“与群为一”，即个人与人群、社会、国家结为一体。张先生说：“个人生活不能单独的获得圆满，只有在好的社会中，才能有好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理想生活的问题，只是理想社会的问题；改善生活的问题，即是变革社会的问题。”社会中的人群有层级之不同，“个人应与群为一，小群更应与大群为一”。在当时国难危急的关头，张先生特别指出：“弱国之目的只在平等的共存，其利益是合于全人类的；帝国主义之目的在剥削他民族以自肥，其利益是反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应谋弱小民族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救中国，不只是为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而且，为全人类，为理，为义，应当救中国……我们应该与中国为一。”所谓“义命合一”，即理想的当然与现实的必然相统一。张先生说：“义是人事方面的，命是环境方面的。……人的生活须一方面适应环境，不适应环境则不能生活；一方面又要克服环境，不克服环境则生活不能提高。以此，理想要适应现实，又须克服现实；义须顺应命，又要改变命。”“理想当是根据现实发展之客观趋势决定的”，而理想又是“以变革现实为主”。“如想得到圆满的生活，必须一方面要认识自然的限制，一方面力践所认为应当的……务使命之所归，即是义之所宜。”所谓“动的天人合一”，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静的天人合一”而言。张先生说：“静的天人合一是在内心的修养上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以行动实践来改造天然，使天成为适合于人的，而同时人亦适应天然，不失掉天然的乐趣。静的天人合一是个人的……动的天人合一则是社会的，是由物质的改造而达到一种实际的活动的协调。”显然，只有将“静的天人合一”转化为“动的天人合一”，才符合现代社会在提高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张先生对其“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写了五部哲学论稿，即后来所称“天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