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诸法域夫妻财产制的比较研究.doc

法学家1996年第6期[法学专论〕
中国诸法域夫妻财产制的比较研究
杨大文’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亦称婚姻财产制，是确定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
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对外的财产责任、婚姻终止时的财产清算等问题
的法律制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是夫妻财产制的核心内容。有关夫妻财产
制的规范体系，在当代各国的亲属法(或婚姻法、家庭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夫妻财产制，都不是立法者随心所欲地任意规定的。它是
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条件和妇女地位在夫妻财产关系上的集中反映，同时，还受着诸
如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和其他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内
地)、台湾、香港和澳门诸法域各有其不同的夫妻财产制，这种差异在一国两制下仍将长期地
继续存在。对诸法域的夫妻财产制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
展方向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有助于选择解决夫妻财产制方面的区际法律冲突的最佳方案。
本文拟就中国诸法域夫妻财产制的渊源、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从总体上加以研究和
评析，以就正于两岸四地的法界同仁。
一、历史背景和总体比较
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主义，传统民法学中向有夫妻一体主义(Coverturescheme)和夫
妻别体主义(seperateExistenceScheme)之说。古代法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多持夫妻一体主义。
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以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礼与法是以家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夫
妻财产关系也不例外。全家共有财产与夫妻共有财产混同，财产问题上夫权、父权和家长权
三位一体，妻在财产关系上依附于夫，配偶之间并无有关财产的权利义务观念;凡此种种，都
是中国古代的夫妻一体主义在财产制方面的具体表现，它们在传统的中华法系的法律规定和
法律文化中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之初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都曾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企图在立法仁
构筑不同于古代的夫妻财产制。1930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的《中华民国
民法》亲属编，丛立法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亲属法包括夫妻财产法从古代型到近、现代型的
过渡。上述民法亲属编经过修订后，至今仍在台湾地区适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从事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政权也在根据地中进行包括婚姻家庭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25一和国婚姻条例》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地区性的婚姻条例，虽
然都欠缺有关夫妻财产制的正面的、系统的规定，但是，从相关条款特别是有关离婚时分割
财产的规定中不难看出，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是以共同财产制为原则的。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过于简略。该法第10条仅规定:
“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198。年公布的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对此有所突破，初步构建了有关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框架，该法是以婚后所得共
同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同时又是允许采用约定夫妻财产制的。由于现行婚姻法在夫妻
财产制方面尚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缺乏有效的法律对策，所以，近年来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和妇女界等各界人士一
再建议要改进法定夫妻财产制，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并且以此作为修改婚姻法的重要内容
之一。
在海峡彼岸，经过台湾当局立法机关的修订，民法亲属编修正法于1985年间世。该法对
原来的夫妻财产制规范体系中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妨碍交易安全、与现实的社会条件不合之
处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主要是在沿用联合财产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同时，改善了这种财
产制的结构和机能;在约定夫妻财产制中取消了统一财产制，从而简化了约定制的类型。此
外，在立法上有所修改或补充的，还有夫妻财产约定的要件、改采分别财产制的理由、特有
财产的范围和剩余财产的分配等问题。时隔10年以后，台湾当局立法机关又将修正民法亲属
编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已有若干版本的修正草案。
香港地区自19世纪40年代脱离中国的管领后，夫妻财产制以英国法为主要渊源，这是
不言而喻的。当然，基于居民的构成情况，中国的传统习惯在夫妻财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
是不可忽视的。英国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较早地采用分别财产制为法定夫
妻财产制。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凡1883年l月1日以后结婚的妇女，有权以其婚
前所有或婚后所得的动产及不动产为个人财产，单独行使所有权包括处分权。经过1935年的
改革，法律进一步规定已婚妇女有取得、占有和处分任何财产的能力，有对任何侵权行为、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