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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徐淑英《光明日报》（2011年07月29日11版）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并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理论解释，这方面的研究却迟滞不前。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作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应遵循科学探究的自主性原则，保持对常规科学局限性的警觉，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际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使得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那些处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的公司，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非常渴望得到管理实践所需的知识。除了新兴经济体外，许多发达地区的管理研究也十分活跃。有学者观察到了国际学者的一种明显偏好：从主流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文献）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JamesMarch（詹姆斯·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科学研究总是有目的的：执著于寻找真相（reality）和追求真理(truth)。科学的研究方法确保了科学家的发现是接近于真理的，这也是所有科学研究应该达到的严谨性（rigor）标准。然而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真理本身是不够的。管理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就是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relevance）标准。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严谨有余，切题不足。
目前，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研究主导了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杂志上，尤其是国际顶尖杂志。这类研究成果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说明了如何使用现有研究成果来解释一些新情境下出现的独特现象和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倾向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能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寻找对地方性问题的新的解释。这种方法也限制了对中国特有的重要现象以及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理解。
笔者并不认为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提请注意这一事实：绝大部分中国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寻找对重要现象的恰当理解和解释。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理解了隐含其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存在论（ontology）。要理解发展于西方的理论的情境假设并非易事，这些理论是在特定的地点发展起来的，在当时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缺乏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哲学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借来的理论的情境假设的适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管理现象有限或是错误的解释。
其次是缘于强大的现状压力（及其所对应的激励机制）。目前的现状鼓励在国际性杂志发表文章，最理想的是发表在顶尖水平的杂志，而顶尖杂志基本都是在美国出版的。有学者观察到，大部分中国学者采取这种方式都是因为日益增加的现状压力，以及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偏见。这传递着一种信号：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压力也激励研究者去选取那些在这些杂志上所流行的研究题目、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最终，现状安排使中国学者选择了一条更流行的路——中国管理理论，而使得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管理的中国理论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中国管理研究前进的其他方法
未来的中国管理研究要做到既严谨又切题，就需要注重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在研究中认真对待情境因素。情境可以改变构念的涵义及构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analysis)来说非常必要，对于普遍性理论(universaltheories)也很有用。因此，发展有关中国的、包含“组织与其情境的‘共同进化’”的动态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变化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特征之一。使企业行为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法律与经济制度，也包括因为中国企业吸收西方企业实践经验所带来的组织文化的显著变化。中国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实验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想情境。Leung（梁觉）认为，那些发展于中国、最初只在中国独特情境内的中国理论没有理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