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docx

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